CCL4

-01-引言肥大细胞（MC）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结缔组织中的髓系细胞，含有具有有效炎症介质的粗颗粒，如组胺。长期以来肥大细胞一直被认为与过敏性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有关，然而现在人们认识到肥大细胞对肿瘤细胞和肿瘤微环境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抗肿瘤免疫的关键协调器、肿瘤基质的调节剂，并且与癌细胞的内在特性有关。然而，它们的作用仍然存在争议，因为MCs可以在不同的肿瘤类型中发挥促肿瘤或抗肿瘤功能，这取决于它们在肿瘤内或肿瘤周围的位置以及它们与肿瘤微环境其他成分的相互作用。因此，肥大细胞是一个未被充分认识但非常有希望的癌症免疫治疗靶点。-02-一、肥大细胞的生物学MCs是来源于骨髓多能干造血细胞的先天免疫细胞，在血液中循环并迁移到外周组织，在组织特异性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如干细胞因子和IL-4）、细胞外基质蛋白和粘附分子的作用下发育并分化为成熟肥大细胞。MC分布在身体的不同区域，如上皮细胞、粘膜、胃肠道、产生粘液的腺体以及神经和血管周围区域。在MC表面有多种受体，一旦被它们的配体触发，可以释放各种不同的因子。这些包括预先形成的分子（组胺、类胰蛋白酶、蛋白酶和蛋白多糖）和新合成的脂质介质（白三烯和前列腺素）、细胞因子（IL-4、TNFα、TGF-β、IL-1β）和趋化因子（IL-18、CCL2、CCL4）。预先形成的介质沉淀在MC细胞质中的大颗粒中。每个MC被赋予大约50-200个颗粒，在适当的刺激下，这些颗粒在几秒钟内被输送到细胞外。这个过程被称为MC脱颗粒。肥大细胞存在两种类型的脱颗粒：过敏性脱颗粒，其中整个颗粒内容物迅速释放到细胞外环境；以及分段脱颗粒，颗粒内容物以更有层次，更具体的方式释放。研究最充分的肥大细胞脱颗粒发生机制是暴露于同源抗原后，高亲和力IgE表面受体FcεRI的抗原特异性IgE交联，导致肥大细胞快速脱颗粒。肥大细胞也可以通过其他机制激活，如通过toll样受体、补体蛋白、细胞因子和其他刺激物的损伤相关和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肥大细胞激活、脱颗粒和/或炎症介质分泌的结果包括其他免疫、基质、神经和上皮细胞的激活或吸引，从而导致局部组织微环境的变化，如血管扩张和血管生成，以及全身免疫反应的激活。肥大细胞活化和/或脱颗粒可能以经典的快速方式发生，导致炎症介质的大量释放和剧烈的临床表现，如过敏反应和血管性水肿。然而，随着特定介质的缓慢释放，这些过程也会逐渐发生，导致慢性炎症和局部组织改变。后一种形式的肥大细胞激活在癌症中尤其重要。-03- 二、癌症中的肥大细胞MC在癌症相关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它们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在不同的情况下促进或抑制肿瘤的发展。MCs的促肿瘤功能MC可以支持血管生成、炎症和体内平衡，从而支持癌症的发展。MC还释放类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等蛋白酶，可激活基质金属蛋白酶，降解细胞外基质和肿瘤周围组织，从而促进肿瘤生长、血管生成和转移。此外，MC释放VEGF、PDGF-β和IL-6，促进血管形成、细胞增殖和肿瘤生长。在胰腺癌患者中，MC在肿瘤病灶内的积聚与预后不良相关。在Myc诱导的β细胞胰腺癌小鼠模型中，当MC脱颗粒受到化学抑制时，肿瘤发展和血管生成减少。MCs的抗肿瘤功能肥大细胞在调节肿瘤进展中的一个关键作用是其作为前哨免疫细胞的作用，其释放趋化因子、细胞因子和其他因子，将其他免疫细胞招募到肿瘤微环境中并改变其功能。肥大细胞释放趋化因子，如CXCL10、CLL3和CCL5，它们将CD8+T细胞和CD4+T细胞招募到肿瘤中，它们可以通过TNF-α分泌进一步调节T细胞活性。肥大细胞分泌的组胺有利于特定的辅助性T细胞亚型或T细胞调节反应，这取决于受刺激的受体。活化的肥大细胞也被证明可以上调MHC-II和共刺激分子，作为T细胞的局部抗原呈递细胞发挥作用。总之，肿瘤、基质和免疫微环境中肥大细胞诱导的抗肿瘤和促肿瘤信号的净平衡决定了肿瘤相关肥大细胞如何影响最终肿瘤生长。正确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对于研究相关的肥大细胞生物学以及如何将肥大细胞作为改善癌症预后的最佳治疗选择具有重要意义。-04-三、TME中MC与其他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MCs还可以调节TME中其他免疫细胞的功能，从而影响局部免疫抑制或抗肿瘤免疫。例如，在小鼠肝癌模型中，已经表明活化的MCs可以通过CCL2/CCR2轴促进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的浸润及其IL-17的产生，从而在肿瘤部位募集Tregs。此外，MC可以通过CD40L/CD40轴的直接相互作用增加MDSCs的抑制活性。MCs上的CD40L也可以促进产生IL-10的调节性B细胞（Breg）的扩增。另一方面，在结直肠癌中，MC可以切换Tregs的功能，Tregs下调IL-10并开始产生IL-17，从而获得促炎症表型。值得注意的是，MC介导的Tregs和效应T细胞向Th17的偏斜依赖于OX40L/OX40轴和IL-6产生之间的串扰。此外，MC衍生的TNF-α对T细胞活化也很重要。MCs产生骨桥蛋白和表达共刺激分子也促进了CD8+T细胞的活化和增殖。MCs可以通过释放白三烯B4影响效应CD8+T细胞向炎症部位的归巢。在小鼠黑色素瘤模型中，还观察到TLR2激活的MC可以通过分泌高剂量的CCL3来募集NK细胞。除CCL3外，MC分泌的其他因子，如IL-4、IL-12和TNF-α，也能够激活NK细胞。上述相互矛盾的结果表明，根据癌症的分期、癌周或癌内定位以及与TME其他细胞的串扰，MC及其介质可能具有不同的作用。-05-四、靶向肥大细胞的肿瘤免疫治疗由于MC可以根据肿瘤类型、定位和从周围微环境接收的信号发挥促肿瘤或抑肿瘤活性，因此治疗策略可以根据环境来消除或促进MC功能。靶向c-Kit信号由于c-Kit对MC的发育、存活和激活至关重要，因此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伊马替尼、尼洛替尼或达沙替尼，可有效用于靶向肥大细胞增多症、关节炎或过敏反应中的MC。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药物在抑制MC肿瘤促进功能方面的应用有限。需要强调的是，伊马替尼、尼洛替尼或达沙替尼对c-Kit没有特异性，因为它们也靶向其他激酶受体，如PDGFR、Src和Abl激酶，因此可能具有脱靶作用。为了克服这些限制，已经开发了一种靶向c-Kit的单克隆抗体，barzolvolimab，但迄今为止仅在c-Kit阳性胃肠道肿瘤中进行了测试。稳定MC脱颗粒可以抑制MC脱颗粒的药物，如色甘酸或酮替芬，已被广泛用于治疗过敏反应；其也在实体瘤的不同临床前模型中进行了研究。在甲状腺癌的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用色甘酸治疗可显著降低肿瘤细胞的增殖和生长。除了稳定和阻止肥大细胞介质的释放，也可以选择肥大细胞的上游信号通路作为靶点。IgE与FcεRI结合导致FcεRI聚集，然后导致受体酪氨酸激活基序的下游磷酸化，最终释放炎性介质。从肥大细胞诱导的炎症有利于诱导抗肿瘤反应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抗肿瘤IgE抗体。尤其是在肥大细胞浸润率高的肿瘤中，与IgG抗体相比，FcεRI的高密度和抗体的更长半衰期使其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治疗方法。在体外研究中，通过肿瘤靶向的人源化单克隆抗HER-2/neu IgE和人源化抗CD20 IgE观察到抗肿瘤肥大细胞脱颗粒和肿瘤细胞生长减少。触发其他激活/抑制受体除了c-Kit和FcεRI外，MC还有大量不同的受体可以调节其在TME中的功能；因此，这些受体可能成为MC特异性抗癌治疗的靶点。MCs中TLRs的刺激可导致特异性细胞因子分泌，从而导致免疫细胞的募集和激活，最终抑制肿瘤生长。事实上，目前正在评估TLR激动剂在癌症治疗中的作用。在B16.F10小鼠黑色素瘤模型中，TLR2激动剂Pam3CSK4诱导MCs释放细胞因子，如IL-6和CCL3，这分别介导了对肿瘤细胞的直接抗增殖作用以及NK和T细胞的募集。其他受体也被证明对MC与免疫抑制细胞的相互作用至关重要，例如CD40L和OX40L。MC还可以通过其表面的PD-L1直接抑制CD8+T细胞活化。因此，MCs可能是肿瘤中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的另一个靶点。在胃癌模型中，MC相关PD-L1的抑制导致T细胞活化增加和肿瘤生长的抑制。调节MC招募靶向MC治疗一种可能的策略是通过作用于趋化途径来抑制或增加其募集。除了调节MC成熟、增殖和脱颗粒外，SCF/c-Kit和FcεRI信号传导也可以介导MC迁移。因此，c-Kit、BTK、Syk和PI3K的抑制剂也可以抑制肿瘤中的MC运输。此外，由肿瘤细胞或TME细胞产生的许多其他不同分子可以诱导MC趋化性，包括CCL2、CCL5、CCL11、CCL15、CXCL12、VEGF、FGF2、骨桥蛋白和脂质介质。阻断这些趋化引诱剂可能代表一种治疗策略，以阻碍MC的募集，从而阻碍它们对肿瘤的支持。靶向MC调解剂直接调节肥大细胞介质是改变肥大细胞下游活化的有效方法，包括靶向组胺或组胺受体、类胰蛋白酶等蛋白酶和TNF-α。类胰蛋白酶是肥大细胞活化过程中释放的一种肥大细胞介质，促进血管生成和细胞外基质降解，导致癌症生长、细胞侵袭和转移。Tranilast, nafamostat mesylate和gabexatemesylate是三种肥大细胞类胰蛋白酶抑制剂，临床前已证明其作为单一疗法或与其他癌症疗法联合使用在多种实体瘤中具有抗癌活性，大多数研究集中在胰腺癌、结直肠癌和乳腺癌。TNF-α是另一种肥大细胞介质，长期以来一直与炎症性肠病的发病机制有关，TNF-α抑制剂（如infliximab）是主要的治疗手段。在一项结肠炎研究中，infliximab治疗可显著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在晚期黑色素瘤的I期临床试验（NCT03293784）中，正在研究ipilimumab、nivolumab和TNF-α抗体（infliximab或certolizumab）的三重组合的安全性。过继转移MC人们也已经开始研究MC的体内过继转移，利用MC的抗肿瘤特性进行细胞治疗以对抗癌症。这种方法应考虑重新编程MCs，以便仅在与肿瘤细胞接触时释放抗肿瘤介质，以避免非靶向的分子递送、过敏反应或其他副作用。Fereyoduni等人在这方面进行了首次尝试，他们利用HER2/neu特异性IgE预敏化的MC在体外和体内有效杀死乳腺癌症模型中HER2/neu表达的肿瘤细胞。-06-结语一系列关于实体瘤的临床前研究数据强烈表明，肥大细胞是抗肿瘤免疫和癌症预后的关键决定因素。肥大细胞可能是抗肿瘤免疫反应的关键协调器，但也存在抵抗免疫检查点阻断以及其他癌症治疗的机制。随着肥大细胞靶向疗法在过敏性疾病中的应用和研究日益增多，其在癌症免疫治疗中的应用呈现出令人兴奋的前景。参考资料：1.Mast Cells: A New Frontier for CancerImmunotherapy. Cells.2021 Jun; 10(6): 1270.2. Frenemies in the Microenvironment: Harnessing Mast Cells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Pharmaceutics.2023 Jun 9;15(6):1692.公众号内回复“ADC”或扫描下方图片中的二维码免费下载《抗体偶联药物：从基础到临床》的PDF格式电子书！公众号已建立“小药说药专业交流群”微信行业交流群以及读者交流群，扫描下方小编二维码加入，入行业群请主动告知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

1.摘要 肿瘤发生的多步骤过程背后的机制可以归结为一个逻辑框架，其中涉及获得功能能力，即所谓的癌症标志，这些能力通常被认为是恶性肿瘤发生所必需的。这些能力不仅在转化的癌细胞中体现，也在构成肿瘤微环境（TME）的异质性辅助细胞中表现出来，并且通过癌性表型的某些异常特征传递。 本文讨论了神经系统与癌症标志能力诱导之间的联系，揭示了神经元和神经投射（轴突）作为TME中诱导癌症标志的成分。我们还讨论了癌细胞中异常激活的自分泌和旁分泌神经调控回路，这些回路可能构成一种独特的“促进性”特征，有助于标志功能的表现及随之而来的癌症致病过程。 2.引言 癌症标志构成了一个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在解释癌症的复杂性及其基础机制方面具有持久的实用性。该理论的核心包含八种获得的功能能力，即癌症标志，以及两种“促进性特征”，即肿瘤状态的异常特征，它们有助于获得上述癌症标志能力。这些核心标志能力包括：持续增殖信号；逃避生长抑制；抵抗细胞死亡；促进复制性不朽；诱导或获取血管化；激活侵袭和转移；紊乱细胞代谢；以及避免免疫破坏。 肿瘤状态的两种经验证的异常特征，这些特征各自有助于癌症标志能力的获取，分别是：（1）癌细胞的基因组不稳定性和突变；（2）肿瘤促进性炎症，主要由固有免疫系统的细胞引起。这些十项参数的纳入标准是，它们能够广泛适用于各类人类癌症类型及亚型，而不仅限于某一或少数几种类型。尽管核心概念依然有效，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他一些可能具有普适性的参数同样重要，并且不易被归类为这十项核心癌症标志参数的特定范围内。最近，提出了几个暂定性参数，以激发辩论、讨论和实验阐述，包括：表型可塑性、非突变性表观遗传重编程、多态性微生物群和肿瘤微环境（TME）中的衰老细胞。另外一个在生物医学领域令人兴奋的前沿尚未被提及，那就是神经系统与癌症的交汇。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正在支持这一联系及其多个方面，涵盖了从肿瘤对神经系统功能的全身性影响（例如，恶病质、认知障碍、睡眠紊乱），到肿瘤对组织神经支配的局部重塑，再到神经系统对肿瘤表型的调节作用——这些话题已被广泛综述。然而，癌症神经科学相关视角中尚未集中讨论的一个重要领域是，神经系统与发展中的癌症在细胞和分子水平的相互连接，如何促进癌症标志能力的获取，这正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3.神经元和神经支配对癌症标志能力获取的影响 神经系统广泛分布于全身，不仅使运动和感觉等功能得以实现，还通过支配组织干细胞巢来调节多种器官和组织的发育、稳态和再生。因此，神经系统调节癌症表型并不令人惊讶，尤其是通过神经机制的共选用，这些机制在健康组织中的作用与在肿瘤中的作用相似。在此，我们将讨论几个例子，说明神经支配如何影响各种癌症标志能力的获取，具体内容如图1所示。 图1 神经元及其轴突投射在肿瘤的异种细胞微环境中作为一种常见且功能性支持的组成部分 外周神经支配包括三种主要亚型：运动神经、感觉神经和自主神经（包括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神经支配（远程神经元的轴突投射，橙色/黄色）与癌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促进了多个癌症标志性特征的形成，同时癌细胞对神经系统的互相作用导致神经形态和功能的重塑，这不仅加剧了癌症的神经系统并发症，还放大了神经元对癌症病理生理学的影响。 3.1 神经元活动促进增殖信号 在某些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如胶质母细胞瘤、弥漫性内在桥脑胶质瘤和视路胶质瘤）中，谷氨酸能神经元活动通过旁分泌生长因子（由神经元及其他基质细胞在神经元活动依赖性方式下释放）驱动增殖信号。研究表明，通过光遗传学刺激神经元活动，在患者衍生的高等级胶质瘤模型或神经纤维瘤病1型（NF1）相关低等级视路胶质瘤的基因工程小鼠模型中，神经元活动能显著促进癌细胞增殖和肿瘤生长。神经元与胶质瘤细胞共培养时，癌细胞增殖显著增加，这一现象部分可以通过旁分泌因子的作用来解释：将培养的胶质瘤细胞暴露于来自皮层外植体或视网膜和视神经外植体的条件培养基中，会通过活动调节的促分裂性旁分泌因子（如神经营养因子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和突触后黏附蛋白--神经联蛋白-3（NLGN3））促进胶质瘤细胞增殖。NLGN3 从神经元和少突胶质前体细胞（脑基质细胞）的细胞表面以活动调节的方式脱落，从而刺激PI3K-mTOR及其他致癌信号通路，促进胶质瘤细胞的增殖。在肿瘤微环境（TME）中，NLGN3的暴露也刺激胶质瘤细胞本身NLGN3的表达和脱落，从而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机制促进致癌信号的传导。除了在胶质瘤中的作用外，NLGN3还与神经母细胞瘤的自分泌生长刺激相关，部分通过刺激PI3K-mTOR通路实现。 神经元活动对胶质瘤增殖和生长的影响十分显著，这促使研究者探索除了神经元活动调节的旁分泌生长因子之外的其他机制，结果发现，在儿童和成人胶质瘤中，谷氨酸能神经元与胶质瘤细胞之间通过钙渗透性AMPA受体实现功能性突触信号传递，进而在癌细胞中产生去极化电流。这一真正的突触通信调控胶质瘤细胞的增殖和生长，实验中通过基因阻断（在胶质瘤细胞中表达AMPA受体的GluA2亚单位的显性负性版本）或通过药理学阻断AMPA受体（在神经元-胶质瘤共培养和体内模型中）均能证明这一点。在上述的桥脑胶质瘤中，已发现第二种神经元-胶质瘤突触类型，涉及GABA能中间神经元和表达GABAA受体的弥漫性中线胶质瘤细胞。由于胶质瘤细胞内的氯离子浓度较高，GABA能突触导致膜去极化而非超极化。这种突触信号所引起的电化学电流是促进增殖机制的关键：仅膜去极化就足以促进胶质瘤细胞的增殖。这一机制展示了一种基本的神经形式的信号传递，它促进了癌症关键标志——增殖信号的获取。神经元活动调节的胶质瘤生长的旁分泌和突触机制是相互关联的——除了作为促分裂因子外，BDNF和NLGN3还促进神经元到胶质瘤的突触生成。此外，这种电化学信号传递并不限于原发性脑肿瘤。正如下面将详细讨论的那样，乳腺癌脑转移通过模拟星形胶质胶质细胞，在伪三分突触中激活谷氨酸能NMDA受体信号传递，从而促进乳腺癌细胞在脑部的转移生长。 因此，大脑肿瘤微环境中的神经元活动通过旁分泌信号传递机制激活致癌通路（如PI3K-mTOR通路）以及通过神经元-癌细胞突触信号传递（一种典型的神经机制），促进了持续增殖信号这一癌症标志的获得。 神经系统与中枢神经系统以外的癌症的相互作用也促进了增殖信号的获取。例如，在NF1突变型神经纤维瘤中，这些肿瘤源自外周神经胶质细胞（称为施旺细胞），相邻的感觉神经通过活动调节分泌I型胶原链（COL1A2），促进了NF1-/-施旺细胞的增殖，COL1A2作为旁分泌促分裂因子作用于施旺细胞。在另一个例子中，如下文所述，副交感神经通过胆碱能信号传递激活WNT信号通路，驱动胃肠癌细胞的增殖和生长；还有许多其他例子，涉及各种神经类型通过神经递质和神经源性生长因子的释放维持肿瘤微环境中的癌细胞增殖信号。 3.2 神经活动传递抗细胞死亡信号 保罗·弗雷内特（Paul Frenette）实验室的开创性研究表明，交感神经通过β2和β3肾上腺素受体在前列腺基质细胞上的表达，促进了前列腺癌的肿瘤发生。在异种移植模型中，前列腺的交感神经切除或Adrb2和Adrb3基因（编码β2和β3肾上腺素受体）的基因敲除显著抑制了前列腺癌的进展。化学交感神经切除前列腺的效应包括异种移植的前列腺癌细胞在移植部位的 engraftment 受阻，以及正常前列腺上皮细胞的凋亡增加，这一现象突显了交感神经支配在前列腺中的普遍营养作用。通过删除Adrb2、Adrb3或两者基因的小鼠显示，在缺失单一β-肾上腺素受体时，异种移植肿瘤的发育被延迟，而在缺失β2和β3肾上腺素受体的情况下，肿瘤的移植受到显著抑制。类似地，在Myc驱动的前列腺癌基因工程小鼠模型（GEMM）中，化学或外科交感神经切除显著减少了肿瘤发生。在交感神经切除的小鼠前列腺上皮内瘤变区，观察到凋亡上皮细胞的数量增加，这表明，前列腺的交感神经支配促进了癌细胞逃避细胞死亡这一癌症标志，从而促进了肿瘤的扩展性生长。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神经元活动也能调节肿瘤的启动和维持。在上述的NF1相关视路胶质瘤基因工程小鼠模型中，该模型表现为低级别胶质瘤在视神经和视交叉处形成。在这一模型中，通过减少视觉刺激（将小鼠置于完全黑暗环境中）来调节视神经活动，在预期肿瘤发生的时刻之前进行调控，完全防止了肿瘤的形成。相比之下，正常视觉刺激下饲养的对照小鼠100%都发展成肿瘤。这一肿瘤发生的阻断效果持续存在，即便在肿瘤易感的关键时间窗口后，重新引入正常视觉体验，依然能够阻止肿瘤发生。NLGN3作为一种神经元活动调节的生长因子，在视神经及其他胶质瘤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上文所述，NLGN3显然在视神经调控的肿瘤发生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NLGN3的基因敲除在该模型中表现出与黑暗环境饲养相同的肿瘤启动效果。重要的是，通过限制视觉体验（即黑暗饲养）减少视神经活动，即使在肿瘤启动的时间窗口之后，也显著减少了晚期时间点可见的肿瘤数量，这突出了视神经活动在肿瘤维持中的作用。因此，在正常视觉体验下，这一视神经胶质瘤小鼠模型通常在9周龄时开始发展肿瘤，而在12周龄后，减少视神经活动的肿瘤小鼠在16周龄时显示出明显减少的肿瘤数量和大小。这一发现只能通过肿瘤消退来解释，进而将视神经活动与肿瘤维持联系起来，体现了抗细胞死亡这一癌症标志。进一步的研究将需要揭示在回归肿瘤中的程序性细胞死亡形式。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展示了神经支配在多个肿瘤类型中传递抗细胞死亡这一癌症标志的重要作用。一个有趣的未来研究方向是，探索这种破坏神经贡献对肿瘤维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与细胞毒性及其他抗癌疗法产生协同效应。 3.3 神经活动刺激肿瘤侵袭与转移 上述的前列腺癌研究进一步表明，虽然交感神经支配促进了肿瘤生长，但副交感神经的胆碱能支配通过muscarinic受体（Chrm1）在前列腺基质细胞中的表达，调控了肿瘤的侵袭和转移。胆碱能激动剂增加了前列腺癌细胞的增殖以及向盆腔引流淋巴结的转移扩散，而胆碱能拮抗剂则减少了在小鼠模型中的淋巴结传播。因此，通过药理学或基因学方式阻断前列腺肿瘤微环境（TME）中的muscarinic信号传递，明显减少了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及远处转移，这一结果展示了副交感神经支配在肿瘤侵袭和转移标志中的作用，同时也进一步维持了肿瘤的增殖性生长。 另一个长期被认知的联系是神经周围侵袭（PNI），这种现象在胰腺、前列腺（以及某些其他）肿瘤中十分明显，癌细胞沿着神经侵入邻近组织。尽管PNI通常被认为是癌细胞侵袭组织时的最小阻力路径，而非通过降解细胞外基质和组织结构，但现在有证据表明，PNI可能通过组织神经支配与癌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被积极促进。一个有远见的例子涉及施旺细胞，这是外周神经的胶质支持细胞，在胰腺导管腺癌（PDAC）中发挥作用。PDAC癌细胞重新编程近端施旺细胞，使其变成“肿瘤激活”状态，这一过程涉及旁分泌诱导的c-Jun/AP-1转录网络，与施旺细胞在神经损伤修复过程中观察到的现象相似。重新编程状态有两个表现：首先，施旺细胞组装成微通道（“轨道”），这些轨道包裹并刺激癌细胞沿着由PDAC癌细胞引起的异常神经支配路径的运动性；其次，激活的施旺细胞分泌趋化因子CCL2，该因子招募炎症单核细胞，这些细胞分化为表达细胞外蛋白酶的巨噬细胞（如半胱天冬酶B）。这些巨噬细胞及其产生的蛋白酶在刺激神经周围侵袭过程中发挥功能性作用。尽管这一现象尚未被普遍化，但这些在PDAC中的研究功能性地表明，神经系统在这一临床相关的侵袭表型中起着重要作用。 最后，考虑到中枢神经系统癌症的一个例子，前述的谷氨酸能神经元-胶质瘤突触在胶质母细胞瘤的侵袭中也起着重要作用。通过AMPA受体介导的突触输入，肿瘤边缘的胶质瘤细胞亚群表现出更强的侵袭性。突触通信引发的细胞内钙信号是这一侵袭性效应的必要条件，而这一效应可以通过钙螯合剂或CREB抑制来阻断。活体成像显示，部分侵袭性细胞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变为静止的增殖表型，而其他癌细胞则继续向外侵袭，最终集体扩大了侵入肿瘤的脑区范围。 因此，这些例子强烈表明，神经系统作为肿瘤侵袭的促成因素。 3.4 神经元促进肿瘤促进性炎症 在NF1相关的低级别胶质瘤（LGGs）中，小胶质细胞和骨髓来源的髓系细胞分泌的CCL5被发现促进了肿瘤的生长。这些细胞分泌CCL5的过程依赖于肿瘤浸润的CD8+ T细胞的旁分泌信号。在肿瘤微环境（TME）中，神经元分泌旁分泌因子midkine，这一因子刺激CD8+ T细胞的招募和激活，促使其分泌趋化因子CCL4，从而诱导小胶质细胞/髓系细胞中CCL5的表达，进而触发细胞周期（增殖信号），并抑制癌细胞的凋亡性细胞死亡。因此，这一机制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传递了逃避免疫破坏这一癌症标志的能力。其方式并非通过限制CD8+ T细胞的趋化吸引和浸润，而是通过保持已招募的“激活”CD8+ T细胞在一种不攻击肿瘤细胞的状态下，导致没有明显的T细胞攻击和癌细胞的杀伤作用（在小鼠LGGs中可见，并推测在人类LGGs中亦然）。因此，CD8+ T细胞构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肿瘤促进性炎症的基础，这种炎症传递了肿瘤的三大标志性能力：维持增殖信号、抵抗细胞死亡和逃避免疫破坏。 如图1所示，这些例子共同支持了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观点，即肿瘤的神经支配是肿瘤微环境（TME）中一个重要的、促进癌症标志功能的组成部分。 4.肿瘤细胞借用神经调控回路以调控癌症标志功能 除了肿瘤神经支配对癌症标志功能的诱导作用外，神经生物学与癌症生物学之间的另一层联系在于神经信号传导和调控回路在多种起源的癌细胞中的表达，而不仅仅是与神经元有本源关系的癌细胞。在癌细胞中，表达了多种信号受体，这些受体通过自分泌和/或旁分泌途径被激活，其中后者通常涉及与不同类型神经支配的“前馈”配体交换。结合那些经典上被认为是神经性质的信号机制，癌细胞也可能表现出明显的神经结构特征，例如扩展长的类神经突起，这些突起有助于肿瘤微环境中的细胞间通信。这些现象虽然颇具吸引力，但超出了本讨论的范围。以下研究展示了神经调控机制在癌细胞中被异常利用的逐步认识，这些机制通过影响癌症的功能特性，对推动癌症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图2所示）。 图2 癌细胞中“共选用”的神经调控通路在促进标志性能力获得中的作用 虽然这些通路显然是通过非突变性表观遗传重编程激活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受到基因组不稳定性和突变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神经调控回路被癌细胞“共选用”，这一现象表明，神经调控通路作为一种重要的标志性能力促进特征，在多种肿瘤表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特别关注。 4.1 神经生长因子和神经递质介导的自分泌/旁分泌信号促进增殖和血管生成 在小鼠PDAC模型中，观察到肿瘤交感神经释放的慢性应激性去甲肾上腺素刺激PDAC癌细胞中β2肾上腺素能受体（ADRB2）的表达，从而上调神经营养配体NGF和BDNF的表达和分泌，产生自分泌和旁分泌作用，共同加速肿瘤发生，降低生存率。通过其TRK受体介导的自分泌NGF信号刺激了癌细胞增殖和肿瘤生长，同时伴随着NGF的旁分泌效应，导致交感神经元的过度神经支配，进一步释放更多去甲肾上腺素进入肿瘤微环境（TME）。涉及NGF/TRK和ADRB2上调与抑制的功能性扰动表明，这两个信号回路在促进肿瘤发生和减少生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人类PDAC的关联研究显示，使用ADRB2抑制剂（β受体拮抗剂）与生存率轻度提高相关，同时，NGF同源物BDNF的相对较低表达也与此一致，这表明TRK和ADRB2信号在此人类癌症的发生中扮演了协同作用。 在此主题的变体中，另一种神经递质——乙酰胆碱（ACh）——被证明通过刺激其受体——毒蕈碱受体-3（CHRM3）——在胃癌小鼠模型中类似地诱导了NGF，导致肿瘤进展的自分泌刺激和旁分泌的胆碱能过度神经支配扩增。在这种情况下，ACh的生物可用性是由肠道簇细胞和胆碱能神经元共同介导的，它们刺激CHRM3信号，诱导NGF的表达和分泌，进而引发癌细胞中的自分泌TRK受体信号，以及ACh表达簇细胞的旁分泌扩展，进一步促进了胆碱能神经在肿瘤微环境（TME）中的生长和发育。这些相互作用共同放大了癌细胞中肿瘤促进性信号，包括WNT和YAP通路的激活，而这两条通路已知可以增强癌细胞增殖。 在这两个模型中，NGF和神经递质的协同效应显然影响了肿瘤的增殖特性；尽管这些研究没有探讨它们对其他癌症标志特征的潜在影响，但这一点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为此，第三项示范性研究表明，通过ADRB2的去甲肾上腺素信号通路与另一个癌症标志特征相关，即触发血管生成开关，该开关诱导并维持肿瘤血管化，从而支持肿瘤的扩展性生长。在前列腺癌小鼠模型中，也观察到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升高，当Adrb2基因被敲除或通过药理学手段抑制ADRB2时，肿瘤进展受到抑制，并伴随新生血管形成的失败。针对内皮细胞、周细胞和髓系细胞的组织特异性Adrb2敲除实验表明，只有内皮细胞中ADRB2的表达对血管生成开关至关重要，这证明了其在激活这一标志特征中的重要性。其背后的生理机制被发现是内皮细胞代谢的改变：去甲肾上腺素刺激ADRB2，促进有氧糖酵解代谢状态，支持血管生成表型。相反，ADRB2的缺失使内皮细胞的生理学转向依赖氧化磷酸化，从而抑制了血管生成的诱导。因此，这一机制影响了肿瘤生物学中的两个标志特征——诱导血管生成和重编程细胞代谢。 神经递质和神经营养因子信号通路在中枢神经系统内的癌症中同样至关重要，例如在胶质瘤中由AMPA受体介导的谷氨酸能信号，以及在乳腺癌脑转移中由NMDA受体介导的信号，如下文所述。胶质瘤中的这种神经递质信号通过神经营养因子（BDNF）信号得到进一步增强，BDNF促进了谷氨酸能神经元与胶质瘤之间突触数量和强度的增加。 总的来说，涉及自分泌和旁分泌信号传递的神经营养因子和神经递质的多因素放大作用，通过癌细胞与神经突起之间的相互作用，伴随其受体的表达以及在这些细胞类型（如内皮细胞和肠绒毛细胞）中的受体介导的信号激活，明显有助于多个标志特征的获得，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揭示更多相关信息。 4.2 GABA介导的自分泌信号促进增殖和免疫逃逸 GABA（γ-氨基丁酸）是通过谷氨酸脱羧酶（GAD1/2）将细胞内的谷氨酰胺转化而来，作为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在中枢神经系统中通过GABAAR和GABABR两个受体传递信号。GABA在晚期人类肿瘤中的水平升高，且与预后呈负相关，GAD1和GABABR的表达亦通常在癌细胞中共表达，从而建立了一个自分泌信号回路。在肿瘤细胞系和小鼠模型中，GAD1和GABABR的基因或药理学干扰显示，GABA介导的信号有助于肿瘤细胞增殖和免疫逃逸等癌症标志特征。此外，GABA信号还调节肿瘤促进性炎症，从而影响肿瘤免疫反应中的两个对立参数之间的平衡，当GABA信号受到抑制时，免疫反应趋向于促进T细胞的攻击。该分子机制的关键成分是抑制GSK-3β的活性，从而稳定β-连环蛋白水平，进一步增强其调节信号通路。虽然β-连环蛋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某些肿瘤类型中促增殖的致癌基因，但在免疫功能正常的小鼠中，GABA刺激的肿瘤生长抑制效果比在免疫缺陷小鼠中更为显著，这表明免疫逃逸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研究表明，GABA → GABABR → β-连环蛋白信号通路在癌细胞中抑制了促炎性趋化因子CCL4/5的表达，这些趋化因子在GAD1基因敲除或GABABR的药理抑制情况下被上调，从而招募T细胞和CD103+树突状细胞。这些细胞在该信号通路被抑制时对肿瘤免疫的有效性至关重要。进一步的功能研究揭示了这一免疫逃逸机制。研究者认为，GABA信号可能在肿瘤促进性炎症和抗肿瘤免疫之间的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值得在其他肿瘤类型中进一步探讨。同时，神经信号通路在肿瘤免疫调节中的作用也值得关注，正如下文提到的脆性X智力障碍蛋白（FMRP）在免疫调节中的新发现。 4.3 谷氨酸介导的自分泌/旁分泌信号通路与侵袭/转移特性的关系 另一个重要的神经信号通路是谷氨酸刺激的NMDA受体，通常参与突触传递。在胰腺肿瘤中——无论是神经内分泌型还是导管型——自分泌信号活性被激活。谷氨酸转运蛋白上调以分泌谷氨酸，激活同一肿瘤细胞上表达的NMDA受体。这种信号的结果影响了两个重要的肿瘤特性：增殖和最显著的侵袭。与此相对的是，谷氨酸通过旁分泌方式激活NMDA受体的现象，主要发生在三阴性乳腺癌（TNBC）中，其中NMDA受体信号促进了脑转移灶的定植。在这种情况下，谷氨酸并非由乳腺癌细胞本身分泌，而是通过三阴性乳腺癌细胞与神经突触的相互作用以旁分泌的方式提供，在突触传递过程中分泌谷氨酸。与此相一致，如上所述，通过真实的突触介导的谷氨酸能信号也在胶质瘤中促进了肿瘤的侵袭和脑部定植。 4.4 FMRP调控肿瘤侵袭、转移及免疫抑制 癌细胞通过神经调控机制的“共选用”不仅限于配体-受体信号传导，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前文提到的FMRP，一种通常参与突触传递的神经调控蛋白。FMRP是一种RNA结合蛋白，主要通过调节蛋白质翻译和mRNA稳定性，影响数百个基因的表达和活性。FMRP由谷氨酸刺激的NMDA受体（NMDAR）信号通路在神经元中进行调控，同时在某些癌细胞中也存在该信号通路的异常上调。值得注意的是，FMRP在大多数人类实体肿瘤中过度表达，尽管这些肿瘤中并未表现出NMDA受体的活性，这提示存在其他调控机制。FMRP最初被认为是肿瘤侵袭和转移的驱动因子。近来研究表明，FMRP在多个肿瘤模型中被揭示为免疫抑制肿瘤微环境（TME）的主调控因子，并且与多种人类癌症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在癌细胞中敲除/敲低编码FMRP的Fmr1基因，揭示了FMRP在肿瘤中的多种功能效应。研究发现，FMRP刺激了细胞因子的分泌，这些细胞因子增加了调节性T细胞（免疫抑制性T细胞）的丰度，并使巨噬细胞发生免疫抑制程序化，从而共同赋予肿瘤对免疫系统和免疫疗法的抗性。在缺乏FMRP诱导这些细胞及其他潜在免疫调节性细胞类型的情况下，肿瘤微环境（TME）变得免疫刺激性，招募并激活了T细胞，后者有效地攻击肿瘤细胞，从而抑制了肿瘤的生长。这些有趣的发现将FMRP的表达及其调控的基因网络与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以及免疫逃逸等特征紧密关联，揭示了它们在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中的关键作用。 总的来说，如图2所示，这些例子揭示了来自不同来源的癌细胞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激活许多通常在神经元中发挥作用的调控通路，这些通路以不同方式促进肿瘤的生长和进展。 5.结论 癌症在肿瘤发生和恶性进展过程中所获得的功能特征——即癌症的标志性特征——已经证明是一种持久的概念框架，用以提炼疾病的复杂性。虽然八大核心标志性能力已被广泛认可，适用于各种人类癌症，而且还在考虑第九个标志性特征——癌细胞的表型可塑性，这些标志性特征背后的细胞和分子机制也日益被认识到是多样的，远远超出了两个已被充分验证的促癌特征，即基因组不稳定性和突变以及肿瘤促进性炎症。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即癌症标志性特征与神经系统之间的多维连接，这一联系已被其他研究者关注过。本文中呈现的典型研究揭示了一个新兴的认识：神经系统对肿瘤的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肿瘤的神经支配，还表现在神经调控回路被“共选用”并在癌细胞中发挥作用。这一发现类似于另一新兴因素——居住在肿瘤及其宿主中的多态微生物群，它们与肿瘤促进性炎症部分重叠，但并非完全相同。这两种表型特征都能诱发肿瘤促进性炎症，但每种特征在促进标志性能力方面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炎症的范畴。 图3 癌症标志性特征与神经科学的交汇 本文中展示的例子证明了神经支配作为肿瘤微环境（TME）的组成部分，和/或癌细胞中被“共选用”的神经信号传导在调节癌症标志性特征的核心概念中六个（已突出显示）参数的功能性参与。未来的研究可能揭示这些机制与当前尚未涉及的参数之间的联系，以及与其他正在出现的临时性参数之间的潜在关联。 总之，可以合理地推测，在癌细胞中被“共选用”的神经信号传导回路构成了一种独特且重要的调控机制，调节肿瘤的发生发展和恶性进展，至少对于本文所讨论的癌症类型以及未涉及的其他类型也是如此。此外，当前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大多数肿瘤微环境（TME）中充斥着异种细胞类型，这些细胞类型共同作用，促进癌症标志性特征的形成。可以认为，这一观点可以扩展到将神经支配作为TME中一个普遍且具有功能性影响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两个与神经系统的独特接触界面被认为是肿瘤标志性表型的实质性贡献因素（见图3）。可以预见，肿瘤神经支配和癌细胞中被“共选用”的神经信号传导将进一步调节其他癌症标志性能力及相关参数，例如表型可塑性，这一特征近期已在小细胞肺癌中得到验证，超出了图3中所强调的内容；这些可能性值得未来的研究探索。最后，癌症标志性特征框架中的正式纳入标准已经达成共识，具有广泛的普适性。例如，细胞代谢失调和逃避免疫破坏，最初在2011年被提出为“新兴”标志性特征，如今已被广泛验证，并已纳入核心概念之中。本文所描述的神经生物学与癌症标志性能力的多因素连接——目前在脑癌、皮肤癌（基底细胞癌、黑色素瘤）、头颈癌、乳腺癌、肺癌、胃癌、结肠癌、胰腺癌和前列腺癌中均有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性，值得继续深入阐明并在广泛的人类癌症领域中进行实验验证。 封面图来源：正文 安慰剂“杀疯”了？CNS研发药企众生相 2025-03-04 创新药在寒冬，基因疗法在北极 2025-03-03 第二轮美国医保谈判开启，已有七家药企同意参加 2025-03-01 版权声明/免责声明 本文为授权转载文章。 本文仅作信息交流之目的，不提供任何商用、医用、投资用建议。 文中图片、视频、字体、音乐等素材或为药时代购买的授权正版作品，或来自微信公共图片库，或取自公司官网/网络，部分素材根据CC0协议使用，版权归拥有者，药时代尽力注明来源。 如有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衷心感谢! 药时代官方网站:www.drugtimes.cn 联系方式: 电话:13651980212 微信:27674131 邮箱:contact@drugtimes.cn 点击，查看更多精彩！

从20世纪80年代起，医学界便开启了自然杀伤（NK）细胞疗法的临床应用探索之路。然而，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单纯依靠NK细胞疗法，恐难以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好在最新的研究成果带来了转机：将NK细胞疗法与其他治疗手段联合运用，有望显著提升治疗成效。 最近， 世界知名医学科学杂志《Cureus》报道了一则备受瞩目的病例。一位被诊断为卵巢癌且已全身多发性转移的患者，在接受NK细胞、WT1-DC疫苗+纳武利尤单抗的联合治疗后，体内多处肿瘤明显缩小，腹水也完全消失，病情得到了显著改善！更为惊喜的是，由于肿瘤明显缩小，患者获得了进行原发肿瘤根治性切除术的机会。 据悉，该患者目前正在与医生商讨，计划考虑进行原发肿瘤根治性切除术，力求进一步控制病情，提升生存质量。 ▲截图源自“Cureus” 一、NK细胞与DC细胞强强联合：向癌细胞发起猛攻 双侧卵巢癌伴腹膜播散及大量腹水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疾病，在过往的治疗手段中，化疗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近年来，研究发现抗肿瘤免疫机制参与到了化疗的抗肿瘤过程中，这一发现使得化疗与免疫治疗的协同作用逐渐受到医学界的广泛关注。 相关研究表明，NK细胞活性较高的患者，其无进展生存期相对更长。目前，通过在体外激活和增殖NK细胞，显著提高其抗肿瘤活性，已在临床上取得了一定疗效。然而，仅依靠NK细胞单药治疗，效果仍存在局限。因此，医学界正积极探索多种改进方案，包括优化培养方法、对NK细胞进行基因改造，以及尝试将其与分子靶向药物联合使用等。 在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研究中，树突状细胞（DC）和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之间的关系虽仍存在诸多未知，但早在1999年，《自然医学》杂志就曾报道，树突状细胞能够通过粘附体内休眠状态的NK细胞，从而激活NK细胞，增强其抗肿瘤能力。具体而言，树突状细胞在膜表面表达TNF超家族配体，可直接激活NK细胞；而树突状细胞衍生的外泌体中的TNF，也能通过与NK细胞上的TNF受体结合，实现对NK细胞的激活。同时，活化后的NK细胞也会反过来影响DC，它们通过分泌INFγ和TNFα激活DC，并且NK细胞来源的趋化因子，如CCL4、CCL5和XCL1，还能促进DC向肿瘤部位迁移。 综上所述，作为获得性免疫重要组成部分的DC细胞、作为先天性免疫关键成员的NK细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紧密且复杂的细胞间通讯，这种通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体的抗肿瘤免疫强度。 二、WT1-DC疫苗联合NK细胞，助卵巢癌患者肿瘤灶明显缩小、腹水退散 维尔姆斯肿瘤抗原1（WT1）是一种常见的癌症抗原，在各类癌症中均呈现高表达状态，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对其临床实用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在《Cureus》所描述的病例中，患者采用了WT1树突状细胞疫苗疗法（WT1-DC），该疗法与化疗同步开展，同时还进行了多轮NK细胞疗法。 该患者为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在生完二胎6个月后，突然出现腹水症状。经全面检查，确诊为 IV期子宫内膜癌 （详见图1A）。全身PET-CT检查结果提示： 癌细胞已发生全身转移，涉及双侧卵巢癌、腹膜播散、肝多发转移、肺转移、骨转移 。孕妇腹部CT扫描清晰显示出 大量腹水 （图2A）。起初，患者按照常规方案仅接受化疗，但医生评估病情后认为不容乐观，于是决定同时开展免疫细胞治疗。此后，患者接受了 化疗（紫杉醇+卡铂AUC5）+多轮WT1（是一种常见类型的癌症中的高表达）-DC（树突状细胞疫苗治疗）+高活性NK细胞 联合治疗，最终取得了显著效果，结果显示如下： 1、 全身肿瘤明显缩小 ：治疗前PET-CT显示，该患者不仅存在原发性卵巢癌病灶，同时在肝脏、肺部、腹膜等多处出现转移灶（详见下图A）。在接受NK细胞+WT1-DC疫苗+纳武单抗联合治疗的第142天，再次进行PET-CT检查，结果令人欣喜：原发性肿瘤明显缩小，肺转移灶及腹膜播散灶已消失不见，肝转移灶也显著缩小（详见图1B）。更令人振奋的是，鉴于肿瘤的明显缩小，患者计划考虑进行原发肿瘤根治性切除术。 ▼该患者治疗前后PET-CT对比 ▲图源“Cureus”，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无意中侵犯了知识产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注： ①图A（治疗前PET-CT影像）：可见原发性卵巢癌病灶，以及肝脏、腹膜、肺等多处转移灶（以黑色箭头标注）。 ②图B（治疗第142天PET-CT影像）：对比治疗前，该图呈现出显著的治疗效果，可见患者原发性肿瘤明显缩小，肺转移灶及腹膜播散灶消失，肝转移灶也有缩小迹象。此外，图中白色箭头所指的部位，是腹股沟区在接种树突状细胞疫苗后出现的炎症反应，这一现象提示了机体对疫苗接种产生了相应的免疫应答。 2、 肿瘤标志物与身体指标改善 ：在接受第三次NK细胞治疗后，患者体内的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25（CA125）水平显著回落，趋于正常范围，同时腹围也明显减小（详见图4）。而在开始DC疫苗治疗后，出现了CEA持续恢复正常，CA125却反而上升的情况。这一现象表明，在治疗过程中肿瘤性质发生了变化，可能是机体对治疗产生的复杂反应，也可能暗示肿瘤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 但是，由于开始使用树突状细胞（DC）疫苗后腹水仍然明显，并且血液测试中的NK活性较低，为进一步增强治疗效果，医生决定在后续治疗中，加入高活性NK细胞治疗。值得注意的是，每次注射NK细胞时，患者都会出现发热至40℃的症状，这一发热反应恰恰表明，注入体内的NK细胞引发了机体的免疫反应，意味着这些NK细胞正在体内积极发挥免疫作用，对抗肿瘤细胞。 ▼肿瘤标志物变化 ▲图源“Cureus”，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无意中侵犯了知识产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3、 腹水显著减少 ：在接受 NK 细胞治疗前，从影像中（详见下图 A）可清晰看到，该患者存在大量腹水。而在 NK 细胞治疗过程中，腹水减少态势明显。第 56 天进行的腹部 CT 检查结果显示，相较于确诊时，患者腹水大幅减少，同时肝转移灶也有所缩小（详见下图 B）。NK 细胞治疗后腹水的明显减少，有力地证明了 NK 细胞疗法在显著抑制腹膜播散方面的积极作用。 ▼该患者NK细胞治疗前后腹部CT对比 ▲图源“Cureus”，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无意中侵犯了知识产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注： ①图A（确诊时腹部CT）：可见大量腹水（*），白色箭头表示肝转移。 ②图B（确诊后第56天腹部CT）：提示腹水明显减少，肝转移灶也缩小。 ▼该患者WT1-DC疫苗+NK细胞治疗后，腹围的变化 ▲图源“Cureus”，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无意中侵犯了知识产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4、 无严重不良反应 ：在整个治疗周期内，患者除了在注射树突状细胞（DC）疫苗或NK细胞时，会出现发热症状外，未出现其他任何严重不良反应。这不仅体现了治疗方案在安全性方面具有一定保障，也为后续治疗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体温（BT）最大值 ▲图源“Cureus”，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无意中侵犯了知识产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三、小编寄语 综上，本病例中的患者在产后半年时，因腹水突然大量积聚而就医检查，最终确诊为双侧卵巢癌，且癌细胞已全身多处转移。起初，患者按照常规治疗方案仅接受化疗，但医生评估其预后不佳，于是及时调整治疗策略，开始同步进行免疫细胞治疗。该病例充分表明，无论是化疗与免疫治疗联合所产生的协同作用，还是多种细胞免疫治疗方式的联合运用，都能为那些病情严重、肿瘤状况极差且可供选择的标准治疗手段有限的患者带来显著的临床疗效。 其实，癌症作为一种高度突变的复杂疾病，很难仅靠单一治疗手段，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目前比较理想的治疗手段是在权威医院（手术、放化疗等）传统治疗的基础上，结合患者病情、个体情况，突变靶点、经济状况等，辅助靶向药、免疫细胞治疗（如DC疫苗、NK细胞、CAR-T、TCR-T、TIL细胞疗法）、质子治疗、电场疗法等新型治疗手段，以达到巩固传统治疗效果、降低肿瘤复发风险、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等目的。 四、参考资料 [1]Nagai H,et al.Late-Stage Ovarian Cancer With Systemic Multiple Metastases Shows Marked Shrinkage Using a Combination of Wilms' Tumor Antigen 1 (WT1) Dendritic Cell Vaccine, Natural Killer (NK) Cell Therapy, and Nivolumab[J]. Cureus, 2024, 16(3). https://www.cureus.com/articles/239260-late-stage-ovarian-cancer-with-systemic-multiple-metastases-shows-marked-shrinkage-using-a-combination-of-wilms-tumor-antigen-1-wt1-dendritic-cell-vaccine-natural-killer-nk-cell-therapy-and-nivolumab#!/ 本文为全球肿瘤医生网原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