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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启冬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家教学名师。担任国家药典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国药学会理事、药物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药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药物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发表SCI论文400余篇，H指数56，入选全球顶尖科学家。著有《药物化学》《手性药物》《手性药物研究与评价》和Chiral Drugs: Chemistry and Biological Action等著作，编著教材 20 余本。尤启冬教授先后获教育部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奖、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礼来亚洲杰出研究生论文导师奖”、第十一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被评为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骨干教师、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等8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3项、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2项，获得江苏省优秀课程、教学成果奖等多个奖项。
王磊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B类），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江苏省优秀青年基金等。入选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担任《药学学报》中英双刊青年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药物化学与药物设计。近年来聚焦难成药靶标，瞄准分子伴侣系统蛋白识别位点，结合药物化学与化学生物学手段，设计并发现了多个原创先导分子。主持国家/省部级课题10余项，近年来以第一/通信作者在J Am Chem Soc, Angew Chem Int Ed, Sci Adv, J Med Chem, Acta Pharm Sin B,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The Innovation, Drug Discov Today, ACS Chem Biol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50余篇，获授权专利10项。连续7年受邀在《药学学报》“专家论坛”栏目评述当年全球新药研发进展。
分子伴侣 HSP90 的抑制策略分析及最新进展 PPS
朱晨昊 1, 2，张秋月 1, 2，王磊 1, 2*，尤启冬 1, 2**
（1. 中国药科大学江苏省创新药物设计与成药性优化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09；2.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系，江苏 南京 210009）
[摘要]分子伴侣热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HSP）90 在蛋白质折叠、细胞信号传导及细胞稳态维持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功能异常与肿瘤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使其成为药物开发领域的重要靶标。综述 HSP90 抑制策略的演变历程及最新研究进展，将已报道的 HSP90 小分子抑制剂系统划分为 4 代并进行全面总结。通过详细阐述各代抑制剂代表性分子的设计策略、化学结构特征及作用机制，深入分析当前 HSP90 抑制剂研发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同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旨在为靶向 HSP90 的小分子抑制剂设计提供科学思路与研究启发。
分子伴侣热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HSP）90 通过调控蛋白质正确折叠维持细胞稳态，其功能失调与肿瘤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作为关键分子伴侣，HSP90 参与 500 余种客户蛋白（如蛋白激酶、类固醇激素受体等）的成熟与折叠过程，并在细胞信号传导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 [1]。2022 年，首个 HSP90 抑制剂 TAS-116 在日本获批上市，用于治疗化疗后进展的胃肠道间质瘤，标志着该靶点的临床转化进入新阶段 [2]。
真核细胞中,HSP90家族包括胞质亚型（HSP90α/β）、内质网葡萄糖调节蛋白 94（glucose-regulated protein 94，GRP94）及线粒体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蛋白1（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associated protein-1，TRAP1）。 所 有 亚 型 均 包 含N 端 结 构 域（N terminal domain，NTD）、M 端 结构 域（middle domain）和C 端结构域（C terminaldomain）：N 通 过 腺 苷 三 磷 酸（adenosinetriphosphate，ATP）结合与水解提供能量，M 端负责结合客户蛋白及共伴侣蛋白并辅助 ATP 水解，C 端则介导二聚化及共伴侣结合；各亚型间氨基酸序列同源性超过 50%，其中 HSP90α 与 HSP90β 同源性高达 86%，提示其功能存在重叠与分化 [3]。HSP90 通过 ATP 水解驱动的构象变化，与共伴侣蛋白协同完成客户蛋白折叠，其动态互作网络为抑制剂设计提供了多样靶点 [4]。
基于作用机制的演变，HSP90 抑制剂可分为 4代：第 1 代靶向 N 端 ATP 结合口袋，虽展现出抗肿瘤活性，但因泛抑制作用引发热休克反应等毒性；第 2 代通过亚型选择性抑制降低副作用，但其作用仍依赖于对 ATP 酶活性的阻断；第 3 代聚焦HSP90-共伴侣蛋白的蛋白-蛋白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实现对客户蛋白的精准调控 [5]；第 4 代整合靶向蛋白降解技术（targetedprotein degradation，TPD），通 过 泛 素 - 蛋白酶体系统降解目标蛋白（protein of interest，POI），突破了传统抑制策略的局限 [6]。本综述系统解析4代HSP90 抑制剂的分子机制与临床进展，并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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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代——ATP 酶抑制剂
HSP90 通 过 ATP 水 解 驱 动 伴 侣 循 环， 通 过竞争性结合其 ATP 结合口袋阻断客户蛋白折叠，是 HSP90 抑制的关键策略。第 1 代 HSP90 ATP 酶（ATPase）抑制剂靶向 N 端 ATP 结合口袋，通过抑制 ATP 结合与水解中断伴侣循环，导致致病蛋白无法正常折叠并降解。根据分子骨架差异，第 1 代抑制剂可分为 4 类：格尔德霉素（geldanamycin，GDA）类、间苯二酚类、嘌呤类及苯甲酰胺类衍生物 [1]。
首个HSP90ATP酶抑制剂GDA通过结合HSP90 N 端 ATP 水解催化口袋而发挥抑制作用（6 μmol·L-1 浓度下抑制率大于 60%），但因肝毒性及体内活性差未能进入临床 [7]。其衍生物 17-烯丙胺基-17-去甲氧基格尔德霉素（17-allylamino-17-demethoxygeldanamycin，17-AAG）于 2003 年成为首个进入Ⅰ期临床试验的 HSP90 抑制剂，生物活性提升且毒性降低，但受限于溶解度低和脱靶毒性问题，后续研究转向联合用药策略 [8]。后续开发的阿螺旋霉素（17-二甲氨基乙氨基-17-去甲氧基格尔德霉素，17-dimethylaminoethylamino-17-demethoxygeldanamycin hydrochloride，17-DMAG）通过引入可电离氨基提升水溶性和抗肿瘤活性 [9]，IPI-504[10] 与 IPI-493[11] 也进入临床试验，但均因脱靶毒性（17-AAG，17-DMAG）、疗效不足（IPI-504）或药物供应中断（IPI-493）等问题，分别终止于Ⅲ期或Ⅰ期试验 [12]。尽管针对 17-AAG 开展了 38 项单药或联用试验，但其水溶性和毒性问题始终未能突破，最终终止开发，其他 GDA 衍生物也因类药性差、疗效低及毒性问题，临床进展受阻 [12]。
与 GDA 类不同，间苯二酚类天然产物根赤壳菌素（radicicol，RD）作为 HSP90 ATP 酶抑制剂的母核结构，其间苯二酚基团通过氢键网络与 HSP90 N端 ATP 结合口袋高亲和力结合 [ 解离常数（Kd）为19 nmol·L-1）][13]。但 RD 因含亲电子环氧环和迈克尔受体结构，易在体内被亲核基团攻击而失活，导致其抗肿瘤（MCF7 细胞系）活性弱于 17-AAG（IC50：400 vs 10 nmol·L-1）[14]。基于 RD 开发的衍生物中，诺华公司研发的 NVP-AUY922 通过结构优化增强稳定性，Ⅰ期临床试验确定 70 mg ·m-2 为最大耐受剂量，Ⅱ期临床试验显示其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gene，EGFR）突变/间变性淋巴瘤激酶基因（anaplastic lymphomakinase gene，ALK）重排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具有临床活性，但对 Kirsten 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irsten ratsarcomaviral oncogene homolog，KRAS）突变患者无获益 [15]。其他衍生物如 AT-13387[16] 和 STA-9090[17]虽进入临床，但仅 STA-9090 针对晚期 NSCLC 进入Ⅲ期临床试验。KW-2478 针对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试验也已终止于Ⅱ期 [18]。总体而言，间苯二酚类衍生物较 GDA 类毒性更低、耐受性更佳，但因疗效不足或安全性问题，目前所有试验均已终止 [2]。
基于ATP结构特征，Chiosis 等[19]开发了嘌呤类HSP90抑制剂PU-3[对人肺腺癌细胞NCI-H1975的半数生长抑制浓度（GI50）为 50 μmol·L-1]，其通过氢键和疏水作用结合 HSP90 N 端，但苯环结构限制了结合效率。后续开发的嘌呤类抑制剂（ 如 CUDC-305[20]，PU-H71[21]，BIIB021 等）均保留嘌呤核心氨基及芳香环结构。其中，CUDC-305止 步 于Ⅱ期临床招募阶段。BIIB021 为首个口服HSP90 抑制剂，在低纳摩尔浓度下即可抑制 N87 和MCF-7 等癌细胞生长，且对血液肿瘤显示出治疗潜力 [22]。但该药物需高剂量才能在体内生效，其前药BIIB028在晚期实体瘤Ⅰ期临床试验中耐受性更佳，最终两者因疗效不足分别完成Ⅱ期和Ⅰ期临床后再无进展 [23]。MPC-3100 完成Ⅰ期临床后再无进展 [24]。
苯甲酰胺类 HSP90 抑制剂通过模拟腺嘌呤结合HSP90N端ATP口袋，已进入临床的包括 SNX-2112[25]，SNX-5422[26]，XL-888[27] 及匹米替司匹布（pimitespib，TAS-116）。其中，TAS-116 作为口服 HSP90α/β 选择性抑制剂，已在日本获批用于治疗化疗后进展的胃肠道间质瘤 [28]。SNX-2112 通过计算化学及晶体结构解析设计开发，其前药 SNX-5422（口服制剂）在晚期实体瘤Ⅰ期临床试验中确定最大耐受剂量为 100 mg · m-2，48% 的受试者出现 3 级及以上的恶心/腹泻，但显示出一定疗效；因眼毒性等不良反应，其单药研究已终止于Ⅱ期临床 [26]。
除TAS-116外，第1代HSP90抑制剂均未成功上市（见表1）。其核心局限在于：通过N端ATP酶抑制阻断所有客户蛋白折叠，不仅导致严重毒性（如眼毒性、肝毒性），还会激活热休克因子 1（heatshock factor 1，HSF1），引发HSP70和 HSP27等HSP代偿性上调的热休克反应，构成临床推进的双重障碍 [29]。针对热休克反应问题，笔者所在团队提出联用蛋白质磷酸酶5（protein phosphatase 5，PP5）激活剂的策略，通过 PP5 负调控HSF1以抑制HSP 表达，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潜在方案 [30]。目前该类抑制剂的临床研究已趋缓，未来或需通过联合用药策略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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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代——HSP90 亚型选择性抑制剂
第1代HSP90泛抑制剂因毒性、耐药性及疗效不足等问题，其临床应用受到限制。HSP90的4种亚型在疾病进程中具有不同的生物学功能：HSP90α为应激诱导型，在肿瘤细胞中高表达，而在正常细胞中低表达；HSP90β 为组成型，主要维持细胞正常生理功能；TRAP1具有抗凋亡、抗氧化作用，可调控活性氧应激及线粒体保护；GRP94则参与促进细胞迁移及胞内物质转运 [3]。基于各亚型的特异性功能，研究者采用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structure-based drug design，SBDD）或高通量筛选（highthroughput screening，HTS）技术开发亚型选择性抑制剂，以降低泛抑制导致的毒性，但绝大部分候选分子尚未明确适应证，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天然活性化合物gambogic acid是首个HSP90亚型选择性抑制剂，开启了亚型特异性研究先河 [31]。KU675可结合HSP90的C端，能诱导 HSP90α依赖性客户蛋白降解，在前列腺癌细胞中显示出细胞毒性及抗增殖活性 [32]，但因活性不足未进入临床试验。采用SBDD得到的首个HSP90β 选择性抑制剂KUNB31对HSP90β的选择性是对 HSP90α的50倍，其选择性源于HSP90β中Ala47（对应HSP90α的Ser52）具有更小的侧链空间 [33]。此外，后续结构优化衍生出的 EC144[34] 与化合物31（指文献中化合物序号，下同）[35] 也可分别实现 HSP90α 与HSP90α/β 选择性抑制。然而，由于尚未锁定明确适应证，这些化合物仍停留在临床前阶段。
2000年，Rosser 等 [36] 采用 HTS 技术获得首个GRP94 选择性抑制剂 NECA，该分子结合于 GRP94NTD 的 Site3 位点：其5位乙基甲酰胺的氮原子与Asn162形成氢键，苯环与Val197和Tyr200发生疏水相互作用；而5位酰胺羰基与 HSP90α的Gly135存在空间位阻，从而阻断与HSP90α的结合。基于Site3位点开发的radamide衍生物如 BnIm[37] 和KUNG29[38] 通过醌环/苯环修饰增强疏水相互作用，进一步提升选择性。PU-H54 则靶向 Site2 位点，其8位苯基可诱导GRP94的Phe199 发生构象变化，暴露疏水的Site2 位点，而HSP90α 的Phe138会阻碍分子与Site2的结合，由此实现选择性 [39]。PU-H71也可选择性抑制 HSP90α/β，但其浓度依赖性强，且需持续给药以维持抑制效果 [40]。笔者课题组于2018年针对Site2位点开发的 DDO-5813，通过氨基甲酰基与Asp149和Thr245 形成氢键、反式氨基环己醇羟基与Lys114形成氢键，触发N端构象重排（Phe199 从平面构象转为斜向构象），其异丙基苯环结合于Site2位点，实现纳摩尔级选择性（IC50 =2 nmol·L-1）[41]。目前，所有 GRP94 选择性抑制剂均通过靶向 ATP结合口袋附近的Site2或Site3位点实现亚型特异性，且仍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2017年，Park等[42]通过对比PU-H71与 HSP90α/TRAP1的共晶结构，发现TRAP1的 Leu172至Phe201区段结构无序，且Asn171和 Gly202构型与HSP90α存在差异，这为TRAP1选择性抑制提供了结构基础。Sanchez-Martin等 [43] 发现TRAP1存在一个含正电荷、双负电荷及疏水区域的变构口袋，并通过筛选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数据库和ZINC数据库获得变构抑制剂 NSC56914，AMB9798487 和 Z363507628。基 于 TRAP1 的 线 粒 体 定 位 特 征， 研 究 者 将 正 电荷靶向基团三苯基磷与 PU-H71 连接，设计得到SMTIN-C10： 其 PU-H71部分结合TRAP1的 N 端ATP 口袋，三苯基磷与变构位点的 Glu115 结合，双重作用使其抗癌活性增强 [44]，目前已完成Ⅰ期临床试验（安全性、耐受性良好）；同时，该分子在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临床前研究中亦显现潜力，成为兼具抗肿瘤与心血管疾病治疗前景的候选分子 [45]。
目前在 HSP90 亚型选择性抑制剂中，仅 TRAP1抑制剂 SMTIN-C10 在抗肿瘤方向进入临床阶段，其抗动脉粥样硬化研究仍处于临床前阶段，其余分子尚未明确临床适应证 [45]（见表 2）。未来需深化HSP90 各亚型的生物学功能研究，以明确其作为治疗靶点的潜在适应证。尽管亚型选择性策略有效规避了泛抑制导致的毒性问题，但其作用机制仍依赖于对 ATP 酶活性的抑制，因此需同步探索变构抑制、靶向其他结构域等新型作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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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代——HSP90-共伴侣蛋白 PPI 抑制剂
在伴侣循环中，HSP90对蛋白折叠成熟的调控功能依赖于多种共伴侣蛋白的协同作用。因此，靶向HSP90与共伴侣蛋白的PPI，设计PPI抑制剂是调控HSP90功能的重要手段[46]。目前，已有多种靶向HSP90与不同共伴侣蛋白的PPI抑制剂被报道。
热休克蛋白90ATP酶激活因子1（activator of heat shock protein 90 ATPase1，Aha1）通过结合HSP90的M端增强其ATP酶水解活性，促进ATP水解及封闭构象形成，从而辅助底物蛋白折叠[47]。抑制Aha1与HSP90的PPI可阻断伴侣循环及客户蛋白成熟。首个PPI抑制剂HAM-1通过占据HSP90N端近ATP结合区，在空间上阻碍Aha1C端与HSP90结合，从而抑制ATP酶激活[48]。槲皮素衍生物TL-2-8通过干扰HSP90-Aha1PPI，下调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cyclin-dependent kinase，CDK）1/4和肿瘤抑制蛋白p53等客户蛋白，并可降低乳腺癌细胞中Aha1的表达水平[49]。现有研究已证实，干扰HSP90-Aha1PPI具有可行性。
激酶特异性共伴侣蛋白细胞分裂周期蛋白37（cell division cycle 37，CDC37）通过N端结合激酶、M/C端结合HSP90，形成HSP90-CDC37-激酶三元复合物，介导激酶类客户蛋白的折叠[50]。早期HSP90-CDC37 PPI抑制剂多源自天然产物（如celastrolA[51]，withaferinA[52]等）。笔者课题组基于结构解析开发了系列抑制剂：2019年通过虚拟筛选获得DDO-5936，其结合HSP90的Glu47和Gln133位点以破坏PPI，下调激酶类客户蛋白并抑制肿瘤细胞增殖[53]；2021年优化得到DDO-5994，该分子靶向HSP90的Phe213疏水口袋，通过阻断CDK4/6的折叠导致细胞周期停滞[54]；2024年报道的首个CDC37变构分子DDO-6079，可协同抑制CDC37-HSP90及CDC37-激酶的PPI，逆转结直肠癌对CDK4/6抑制剂palbociclib的耐药性[55]。此外，多肽类化合物Pep-1也可抑制CDC37-HSP90 PPI[56]。上述抑制剂均未引发HSP上调，验证了PPI抑制策略的可行性，为癌症治疗提供了新靶点。
2016年，Wang等[57]发现嘧啶衍生物Y-632可抑制HSP90-热休克蛋白组织蛋白（heat shock protein organizing protein，HOP）-HSP70复合物的PPI。Y-632含有的α，β-不饱和酮基团可氧化细胞内硫醇化合物（如谷胱甘肽）。HSP90自身含有多个半胱氨酸残基，在维持其结构与功能中起重要作用。Y-632诱导的硫醇氧化会导致HSP90半胱氨酸残基的硫醇基团氧化，改变HSP90的构象与活性，干扰HSP90-HSP70-HOP复合物的形成，导致客户蛋白无法传递至HSP90，进而通过蛋白酶体途径降解。
p23蛋白通过稳定HSP90与ATP的结合并阻止ATP水解，延长HSP90与客户蛋白的相互作用时间；靶向HSP90-p23 PPI可阻碍客户蛋白的正常折叠[58-59]。现有抑制剂以天然产物为主，例如 celastrol A 除抑制 CDC37-HSP90 PPI外，还可结 合p23的HSP90识别口袋，抑制p23-HSP90互作 [60]；另一种天然产物gedunin则通过与p23的 Thr90和Lys95 形成氢键，与Ala94产生疏水作用，诱导p23构象变化[61]。基于celastro lA对CDC37和 p23的双重抑制特性，后续可通过对比其结合模式，设计选择性靶向单一共伴侣蛋白的衍生物。
HSP90的功能依赖其与共伴侣蛋白的相互作用，靶向这些蛋白相互作用的抑制策略已得到广泛验证（见表3）。然而，HSP90与共伴侣蛋白互作界面的精细结构信息仍较为缺乏，需通过深入研究阐明PPI界面的结构特征，以推动高效抑制剂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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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代——多特异性抑制剂
随着药物设计技术的进步，合理药物设计已突破单一靶点限制，转向开发多特异性分子以实现协同调控。基于HSP90的多特异性策略包括双靶点抑制剂、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proteolysis-targeting chimeras，PROTAC）及分子伴侣介导的蛋白降解（chaperone-mediated protein degradation，CHAMP）。
PROTAC由POI配体、E3泛素连接酶（E3 ubiquitin ligase，E3）配体及连接子（linker）组成，通过诱导POI-PROTAC-E3三元复合物形成，激活E2泛素化酶对POI进行泛素标记并降解。该策略具有催化驱动特性及靶向不可成药靶点的优势[62]。BP3是基于此策略开发的首个HSP90降解剂，由BIIB021（HSP90配体）与泊马度胺（E3配体）连接而成，可通过泛素-蛋白酶体途径降解HSP90，显著降低HSP90及其客户蛋白（如p53）的表达，在4T1乳腺癌小鼠模型中肿瘤抑制率达76.41%，展现出良好的临床转化潜力[63]。化合物3a基于GDA设计，能高效降解HSP90α/β且避免传统抑制剂引发的热休克反应[64]。此外，X10g[65]和lw13[66]等分子也被开发用于HSP90的靶向降解。
基于HSP90可招募E3介导客户蛋白泛素化降解的机制，珃诺生物提出CHAMP策略，其分子由HSP90配体、POI配体及连接子组成，通过形成HSP90-CHAMP-POI三元复合物，利用HSP90与E3的天然互作招募E3降解POI。首个CHAMP分子RNK05028（STA-9090-linker-JQ1）在MV-4-11白血病细胞中，通过诱导BRD4-CHAMP-HSP90复合物选择性降解溴结构域蛋白4（bromodomain-containing protein4，BRD4），从而抑制细胞增殖；且在小鼠体内显示出肿瘤富集性、长半衰期及高安全性[67]。2022年，其优化产物RNK05047（靶向BRD4）启动Ⅰ/Ⅱ期临床试验，目前仍在进行中[68]。同年，李敏勇团队开发的HEMTAC26（BIIB021-linker-palbociclib）在B16F10细胞中高效降解CDK4/6[半数降解浓度（DC50）为19~26nmol·L-1]，其体外抗增殖活性[IC50=（0.112±0.017）μmol·L-1]及体内肿瘤选择性显著优于母体分子BIIB021[69]。其他分子如CMPD-MET降解剂[70]，HIM-PROTAC[71]也被开发，通过招募HSP90靶向降解POI。
基于HSP90的双靶点抑制剂开发策略已取得进展。例如，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HDAC）与HSP90协同调控肿瘤进程的研究中，Zismanov等[72]验证了HSP90与HDAC联合抑制的协同效应。Mehndiratta等[73]据此设计出HSP90-HDAC双靶点抑制剂：通过药效团建模与杂交策略，将HDAC抑制剂伏立诺他的结构片段与HSP90抑制剂的间苯二酚母核结合，合成系列叔丁氧基氨基甲酸酯苯胺类化合物；其中，化合物20（HDAC IC50=194 nmol·L-1；HSP90 IC50=360 nmol·L-1）和化合物26（HDAC IC50=153nmol·L-1；HSP90 IC50=77 nmol·L-1）在亚微摩尔级GI50值下可显著抑制多种癌细胞增殖。此外，针对微管蛋白、拓扑异构酶Ⅱ、磷脂酰肌醇3-激酶和ALK等靶点与HSP90的双靶点抑制剂研究也在推进中[74]。
第4代HSP90抑制剂整合了靶向蛋白降解技术及双靶点抑制策略，通过降解HSP90、利用HSP90功能降解靶蛋白或协同抑制多特异性靶点，显著提升了抗肿瘤效果及安全性，现已开发出多个分子（见表4）。其中，双功能分子通过直接降解靶蛋白，较传统抑制剂更具优势，但受限于E3配体匮乏、分子量过大（≥700）导致的类药性差及脱靶效应等问题，未来可结合纳米技术等策略优化开发。此外，基于HSP90的双靶点抑制剂虽展现潜力，但当前研究深度不足，需进一步探索以实现其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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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HSP90抑制剂历经4代发展：初代抑制剂针对N端ATP结合口袋，30余个分子进入临床研究，但因毒性强、疗效有限及热休克反应等问题，目前研究方向转向联合用药。第2代抑制剂通过选择性靶向HSP90亚型，降低泛抑制导致的毒性，部分已进入临床阶段，但其应用需以明确亚型的生物学功能为前提，以优化临床适应证。第3代抑制剂靶向HSP90与共伴侣蛋白的相互作用，可精准调控客户蛋白折叠，安全性与疗效均有所提升，但需深入解析互作界面的精细结构以推动抑制剂开发。第4代抑制剂整合多特异性策略，虽展现出更高的抗肿瘤潜力，但受限于E3配体匮乏、双功能分子量大导致的药性差问题，可结合纳米技术等手段进行优化[75]，目前研究深度不足，亟待突破（见表5）。
HSP90作为重要的药物靶点，其抑制策略的创新为肿瘤治疗带来了新希望。未来需进一步深化HSP90生物学功能研究，并探索新型技术如Halo标签蛋白（HaloTag）——一种基于细菌卤代烷脱卤酶的标签蛋白，借助其与HaloLink配体的共价结合特性，可促进POI的空间邻近，为HSP90配体的发现及药物设计提供工具[76]。此类前沿技术有望突破现有抑制剂在选择性、类药性等方面的局限，推动HSP90抑制剂研发进入更广阔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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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药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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