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KV6D-21

研究背景 心血管疾病（CVD）是全球主要的致死原因，其中心肌梗死和中风导致的死亡占绝大多数。动脉粥样硬化是血栓形成和心血管事件的主要根本原因，它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往往在长期内无明显症状。目前，该领域对于有效的治疗和诊断方法的需求十分迫切。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含有自身抗体，揭示了动脉粥样硬化与自身免疫反应之间的联系。尽管如此，对于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自身抗体反应的免疫学机制及其影响的认识仍然有限。数十年前，研究者首次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检测到抗体，而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过程中，B细胞和抗体免疫反应被认为具有既保护又致病的双重作用。然而，关于这些反应的潜在抗原触发因素及其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具体影响的知识仍然不足，因为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氧化特异性新表位（OSE），例如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 2020年10月，来自西班牙马德里国家心血管研究中心的Cristina Lorenzo教授团队在Nature（IF:50.5）杂志上发表了题为：“ALDH4A1 is an atherosclerosis auto-antigen targeted by protective antibodies”的研究论文。在本研究中研究团队对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抗体库进行了深入的高通量单细胞分析，并针对来自动脉粥样硬化易发的Ldlr−/−（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缺失）小鼠以及对照组小鼠的超过1700个B细胞进行了抗体基因测序。这项工作揭示了56种由体内扩增的B淋巴细胞克隆在动脉粥样硬化背景下表达的抗体，这些抗体中有三分之一能够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生反应，发现病变中的多种抗原能够激发抗体响应。进一步的深度蛋白质组学分析发现了一种动脉粥样硬化相关自身抗体A12的靶抗原ALDH4A1——一种涉及脯氨酸代谢的线粒体脱氢酶。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过程中，ALDH4A1的分布会发生变化，且在患有动脉粥样硬化的小鼠和人类中，循环ALDH4A1的水平会增加，这支持了ALDH4A1作为疾病生物标志物的潜力。研究团队进一步将A12抗体注入Ldlr−/−小鼠体内，发现这能够延缓斑块的形成，并降低循环中的游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 主要成果 ●研究揭示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含有自身抗体，并且有多种抗原可以触发抗体反应。 ●通过基于质谱的蛋白质组学分析发现了ALDH4A1（一种线粒体脱氢酶，参与脯氨酸代谢）是动脉粥样硬化相关自身抗体A12的靶抗原。 ●ALDH4A1具有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生物标志物的潜力。 ●A12抗可以延缓斑块的形成，并减少循环中的游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LDL），暗示抗ALDH4A1抗体可能对抗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并可能在心血管疾病（CVD）治疗中具有潜力。 研究设计 1. 动物模型的选择与处理：使用了两种小鼠模型：Ldlr−/−（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缺陷）小鼠和对照小鼠。Ldlr−/−小鼠被喂食高胆固醇和高脂肪饮食（HFD），以诱导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对照组小鼠则被喂食正常饮食。 2. 单细胞抗体库的构建与分析：从Ldlr−/−和对照小鼠中分离出B细胞，特别是生发中心B细胞和浆细胞。利用单细胞基因排序和PCR扩增，对这些细胞的免疫球蛋白重链（IgH）和轻链（IgL）基因进行测序。 3. 抗体的克隆与表达：从测序数据中识别出56种由体内扩增的B细胞克隆表达的抗体。将这些抗体克隆到含有人类IgG1恒定区的表达载体中，并在体外表达这些抗体。 4. 抗体反应性分析：通过ELIS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免疫荧光染色等方法，测试这些抗体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反应性。识别出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反应的抗体，并进一步分析它们的特异性。 5. 靶抗原的鉴定：通过深度蛋白质组学分析，鉴定了ALDH4A1作为A12抗体的靶抗原。验证了A12抗体对ALDH4A1的特异性，并探讨了ALDH4A1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6. 疾病生物标志物的评估：评估了循环中ALDH4A1的水平，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7. 治疗潜力的探索：将A12抗体注入Ldlr−/−小鼠体内，观察其对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影响。 研究结果 动脉粥样硬化与生发中心B细胞反应的增强有关 探索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抗体免疫反应时，采用了Ldlr-/-小鼠模型。这些小鼠在高胆固醇和脂肪饮食（HFD）的喂养下，会发展出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特征。本文研究重点在于评估生发中心反应，这是一个B细胞在生发中心经历类别转换重组（CSR）和体细胞超突变（SHM）以产生多样化抗体，并最终分化为记忆B细胞和高亲和力浆细胞的过程（图1a，扩展数据图1a-c、2a、b）。 结果观察到Ldlr-/-HFD小鼠它们逐渐积累了生发中心B细胞（Fas+GL7+）、T滤泡辅助细胞（TFH；CXCR5+PD1+）、记忆B细胞（PD-L2+）、IgG+转换B细胞以及表达kappa轻链的CD138+浆细胞或浆细胞。这种积累伴随着血浆中IgM和IgG水平的增加，以及针对低密度脂蛋白、丙二醛修饰（MDA）-LDL和HSP60的IgM抗体的积累（扩展数据图1d、e），这些现象在其他动脉粥样硬化模型中也有报道。 为了深入分析动脉粥样硬化中的生发中心反应，作者对Ldlr-/- HFD小鼠和对照组小鼠的生发中心B细胞及浆细胞进行了高通量单细胞抗体复合物基因测序（扩展资料图2c）。从超过1700个B细胞中，作者获得了免疫球蛋白重链（IgH）和轻链（IgL）基因的配对序列（图1b，扩展数据图2d、e）。分析显示，Ldlr-/- HFD小鼠和对照组小鼠在可变区（V）和连接区基因（J）的使用以及CDR3（互补决定区第三环）长度上没有显著差异（扩展数据图2f-h），这表明两组小鼠中抗体多样性形成的基因重组过程是相似的。 值得注意的是，Ldlr-/- HFD小鼠显示出抗体亚型分布的差异，其中IgG2亚型的比例较高，而IgG3亚型的比例较低（图1c、d），并且SHM负荷较高（图1e、f）。这些发现表明，动脉粥样硬化与生发中心B细胞反应的增强有关，这种增强特征为SHM负荷的增加和IgG2亚型的偏向性增强。 图1 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的抗体免疫反应 扩展数据图1 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的生殖中心反应和抗体产生 扩展数据图2 通过单细胞测序和免疫球蛋白基因克隆鉴定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抗体 体液免疫针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多种抗原 为了探究动脉粥样硬化相关反应是否针对特定的靶抗原，研究者首先依据免疫球蛋白重链（H）和轻链（L）相同的V(D)J基因使用以及相同的免疫球蛋白重链CDR3长度，确认了体内扩增B细胞产生的抗体群（扩展数据图4a）。从Ldlr-/- HFD小鼠中筛选出代表30个抗体群的56种抗体进行表达（扩展数据图2c、3b）。作为对照，同样从正常饮食的野生型小鼠（Ldlr+/+ ND小鼠）的B细胞中克隆并表达了25种抗体（扩展数据图2c）。在Ldlr-/- HFD小鼠中，针对MDA-LDL、原生LDL和HSP60的抗体比例略高，尽管这一差异并不显著（扩展数据图3c）。在两组小鼠的抗体中，均未检测到多反应性（扩展数据图3d）。为了验证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抗体是否能识别斑块病变，对动脉粥样硬化小鼠的主动脉窦切片进行了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从Ldlr-/- HFD小鼠克隆的抗体中有三分之一（18/56）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表现出反应活性，而从Ldlr+/+ ND小鼠克隆的抗体中仅有8%（2/25）表现出反应（图2a，扩展数据图4）。自身反应抗体展现出不同的斑块反应模式，这些模式与使用商用抗氧化LDL（oxLDL）抗体观察到的染色模式有所区别（图2b，扩展数据图4）。这些发现表明，在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体液免疫反应确实是针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多种抗原。 图2 从动脉粥样硬化小鼠克隆出来的抗体对斑块的反应性 扩展数据图3 克隆相关B细胞集群的分析 扩展数据图4 来自Ldlr−/− HFD老鼠克隆抗体的斑块反应 扩增抗体A12能够识别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异常表达的抗原 在深入探究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抗体反应的特异性时，研究者特别关注了抗体A12，它在Ldlr-/- HFD小鼠的主动脉窦中表现出强烈的斑块反应性。随着疾病的进展，A12的斑块反应性逐渐增强（图2b，c），且主要表现为细胞外反应（图2c，扩展数据图5a）。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克隆相关抗体A8也展现出了强烈的斑块反应性。研究进一步发现，A12不仅在Ldlr-/- HFD小鼠的主动脉根部（扩展数据图5b）有染色，还在另一种动脉粥样硬化小鼠模型——ApoE缺失小鼠的主动脉（扩展数据图5c）中显示出染色。此外，在Ldlr-/- HFD小鼠的脾脏滤泡中也检测到了A12的染色（扩展数据图5d）。这一发现与从脾脏B细胞克隆出的A12反应相吻合，表明A12的靶抗原可能循环至脾脏或在脾脏表达，参与触发免疫反应。在肝脏切片的染色中，观察到在Ldlr-/- HFD动脉粥样硬化小鼠中，肝静脉周围的A12反应性增强并发生变化（扩展数据图5e），这表明A12抗原的分布或表达变化不仅限于动脉。尤为重要的是，A12与人类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也有反应（图2d）。因此，A12能够识别在小鼠模型和人类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异常表达的抗原。 扩展数据图5 A12抗体反应性的荧光染色分析 ALDHA1是A12的靶抗原并可引起T细胞依赖性抗原特异性免疫反应 为了确定A12抗体的抗原特异性，研究者采用了A12抗体免疫沉淀Ldlr-/- HFD和Ldlr+/+ ND小鼠的主动脉总提取物，并随后进行了高通量质谱分析（图3a）。作为特异性对照，还分析了从动脉粥样硬化小鼠和对照小鼠身上克隆的其他抗体（A10、A11、D7CT、E9CT）以及与动脉粥样硬化无关的B1-8抗体的免疫沉淀物。A12抗体特异性地沉淀了醛脱氢酶4家族成员A1（ALDH4A1），这是一种位于线粒体基质中参与脯氨酸降解途径的脱氢酶（图3b，扩展数据图6a）。A12同样能在对照野生型主动脉中沉淀ALDH4A1（图3b，扩展数据图6a），这表明A12并不识别动脉粥样硬化氧化特异性新表位(OSE)。通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商用抗ALDH4A1抗体免疫印记法和竞争ELISA法，进一步证实了A12对ALDH4A1的特异性（图3c，扩展数据图6b，c）。商用抗ALDH4A1抗体对主动脉窦切片的染色显示，其斑块反应性与A12相似（扩展数据图6f）。此外，抗ALDH4A1抗体在Ldlr-/- HFD动脉粥样硬化小鼠肝静脉周围显示出与A12相同的反应模式（扩展数据图5e、6g）。值得注意的是，在Ldlr-/- HFD小鼠和Apoe-/- HFD小鼠的血浆中测得了高滴度的抗ALDH4A1抗体，而在对照组中却没有测到，这些抗体在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过程中不断累积（图3d，扩展数据图6d，e）。此外，用ALDH4A1免疫野生型小鼠或Ldlr-/-小鼠会引发T细胞依赖性免疫反应和抗ALDH4A1 IgG1抗体的积累（扩展数据图7）。这些结果不仅确定了ALDH4A1是A12的靶抗原，而且表明ALDH4A1能够引发T细胞依赖性抗原特异性免疫反应，这种反应与血浆中高滴度抗ALDH4A1 IgG抗体的产生有关。 图3 ALDH4A1是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一种B细胞自身抗原 扩展数据图6 ALDH4A1自身抗原可被A1抗体识别，并与小鼠和人类的动脉粥样硬化相关 扩展数据图7 ALDH4A1触发一种依赖于T细胞的B细胞反应 ALDH4A1具有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生物标志物的潜力 在Ldlr−/− HFD小鼠模型中，观察到血浆中的ALDH4A1水平显著升高（图3e）。同样，在人体动脉粥样硬化组织中的ALDH4A1含量也被发现高于健康人的主动脉组织（扩展数据图6h）。此外，对一组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分析显示，血浆中的ALDH4A1水平明显升高：在患者中，有23%（13/56）的人血浆ALDH4A1水平超过75纳克/毫升，而对照组个体中只有5%（3/54）（图3f）。这些患者的血浆ALDH4A1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存在密切相关，而与传统的风险因素和C反应蛋白（CRP）水平无显著关联（扩展数据图6i）。因此，循环中的高ALDH4A1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紧密相关，这表明ALDH4A1有潜力成为该疾病的一个生物标志物。 抗ALDH4A1 A12抗体治疗可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并改善血脂状况 为了探究A12抗体对动脉粥样硬化进程的影响，对Ldlr-/-高脂饮食（HFD）小鼠进行了为期12周的连续静脉注射。为了进行对照，同样给小鼠注射了PBS或B1-8 IgG2b同型对照抗体（图4a）。经过12周的高密度脂蛋白饮食和常规抗体治疗后，发现接受mA12-IgG2b治疗的小鼠相较于接受mB1-8-IgG2b对照抗体或仅PBS治疗的小鼠，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显著减小（图4b, c）。尽管未观察到斑块的细胞或胶原成分存在定性差异，但mA12-IgG2b治疗组小鼠的血浆中游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较低（图4d, e）。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经A12处理的小鼠肝脏进行的定量高通量蛋白质组分析揭示了与碳水化合物、氨基酸和脂质代谢以及免疫系统和炎症通路相关的蛋白质表达发生了特定变化（扩展数据图8a-c）。此外，非靶向脂质组学分析也显示出几种脂质代谢途径的变化，包括花生四烯酸（一种炎症介质的前体）代谢的调整和多种甘油三酯种类的减少（图4f，扩展数据图8d）。因此，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数据均表明，A12治疗对肝脏中的脂质代谢和免疫途径产生了显著影响，这可能与A12治疗小鼠体内观察到的全身脂质变化相关。这些结果表明，抗ALDH4A1 A12抗体治疗能够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并改善血脂状况。 图4 输注 A12 可延缓 Ldlr-/- HFD 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进展 扩展数据图8 A12处理小鼠肝脏的高通量定量蛋白质组学研究 总结 文章研究成果揭示了A12抗体及其靶向的抗原ALDH4A1，它们分别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潜在治疗和诊断工具。进一步鉴定本研究中识别的其他斑块反应性抗体的靶标，将深化对抗体在动脉粥样硬化中作用机制的理解。尽管ALDH4A1的免疫原性起源尚未明确，但有假设认为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细胞损伤可能使ALDH4A1从其在细胞内的线粒体隐藏位置释放，这种分布或浓度的变化可能触发抗体反应。未来研究需要阐明A12是否通过清除受损组织中的ALDH4A1来发挥其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保护作用。无论如何，研究结果表明ALDH4A1和A12是心血管疾病治疗领域具有潜力的临床工具。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993-2 参考文献 Lorenzo C, Delgado P, Busse CE, Sanz-Bravo A, Martos-Folgado I, Bonzon-Kulichenko E, Ferrarini A, Gonzalez-Valdes IB, Mur SM, Roldán-Montero R, Martinez-Lopez D, Martin-Ventura JL, Vázquez J, Wardemann H, Ramiro AR. ALDH4A1 is an atherosclerosis auto-antigen targeted by protective antibodies. Nature. 2021 Jan;589(7841):287-292. doi: 10.1038/s41586-020-2993-2. Epub 2020 Dec 2. PMID: 33268892. 编译：Sail 校对：Evan Flle 排版：Sail 封面来源：Chatgpt 往期推荐 J.Infect∣北京地坛医院王雅杰教授团队联合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于晓波教授团队揭示真实世界新冠变异株感染人群的免疫系统进化规律 2024-11-07 旦生医学 | 工业化智能蛋白芯片技术助力新冠感染人群免疫力适应性进化研究再创突破 2024-10-18 Cell┃细胞外囊泡与颗粒标志物揭示泛癌图谱 2024-11-24 国际血浆蛋白质组计划2024年进展 2024-11-01 旦生医学 | 蛋白质芯片技术鉴定首个银屑病全周期无创检测标志物Elafin校准品获批临床注册 2024-10-09 旦生医学 | 工业化智能蛋白芯片助力新发传染病全周期应对能力建设 2024-09-16 往期链接 “小小疫苗”养成记 | 医药公司管线盘点  人人学懂免疫学 | 人人学懂免疫学（语音版）    综述文章解读 | 文献略读 | 医学科普 | 医药前沿笔记 PROTAC技术 | 抗体药物 | 抗体药物偶联-ADC 核酸疫苗 | CAR技术 | 化学生物学 温馨提示 医药速览公众号目前已经有近12个交流群（好学，有趣且奔波于医药圈人才聚集于此）。进群加作者微信（yiyaoxueshu666）或者扫描公众号二维码添加作者，备注“姓名/昵称-企业/高校-具体研究领域/专业”，此群仅为科研交流群，非诚勿扰。 简单操作即可星标⭐️医药速览，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推送 ①点击标题下方“医药速览”   ②至右上角“...”  ③点击“设为星标

摘要：疫苗是公共卫生的重要工具，在减轻人群中传染病负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出现的传染病和疫情对疫苗开发提出了新的挑战，这要求在有限的资源下迅速设计和生产出安全有效的疫苗。在这里，我们关注从传统的预防性疫苗到针对慢性疾病和癌症的治疗性疫苗的广泛领域的疫苗开发，提供了八种不同疫苗形式（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多糖和多糖结合疫苗、重组亚单位疫苗、病毒样颗粒和纳米颗粒疫苗、多肽疫苗、DNA疫苗和mRNA疫苗）以及针对五种实体瘤（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肝癌和胃癌）、三种传染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乙型肝炎病毒和人乳头瘤病毒引起的疾病）和三种常见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的治疗性疫苗的最新进展的全面概述。我们旨在提供有关疫苗技术、平台、应用和潜在下一代预防性和治疗性疫苗技术的新的见解，为未来疫苗设计铺平道路。 1.引言 疫苗接种是保护易感人群和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因此，疫苗被认为是20世纪十大公共卫生成就之一。疫苗的使用使人类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根除天花，消除大多数国家的脊髓灰质炎，并控制白喉、百日咳、破伤风、腮腺炎、麻疹、风疹、流感嗜血杆菌B型等传染病，在世界部分地区显著降低了发病率和死亡率。然而，由SARS-CoV-2引起的当前COVID-19大流行已导致超过5亿确诊病例和超过600万人死亡。新出现的传染病和疫情对疫苗开发提出了新的挑战，这要求在有限资源下迅速开发安全有效的疫苗。此外，包括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巨细胞病毒（CMV）、单纯疱疹病毒（HSV）和Epstein-Barr病毒（EBV）在内的几种由传染性病原体引起的严重疾病尚未开发出疫苗，需要新的疫苗开发策略。总的来说，疫苗使人们能够过上更健康、更长寿的生活。然而，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非传染性疾病（NCDs）的负担，如癌症、自身免疫疾病、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和糖尿病等，已经增加。NCDs，也称为慢性疾病，是由遗传疾病以及生理、环境和生活方式因素的组合引起的，并且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每年有4100万人死于NCDs，占全球死亡人数的71%。这种疾病负担的转变加剧了治疗NCDs的疗法的迫切需求。传统的预防性疫苗通过向健康个体接种抗原来预防疾病，从而建立特异性免疫，这主要发生在传染病上。治疗性疫苗用作暴露后治疗，以增强免疫系统对抗诸如慢性感染、癌前病变或癌症等先前存在的疾病。治疗性疫苗旨在调节人体免疫系统，并诱导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以针对与NCDs相关的细胞或分子，而不是病原体或病原体感染的细胞。治疗性疫苗与预防性疫苗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所不同。由于预防性疫苗通常给予健康人，这些人对不良事件的容忍度很低。相比之下，治疗性疫苗通常是暴露后治疗，并且患者高度耐受。成熟的传统疫苗和快速增长的新型疫苗技术促进了全球预防性和治疗性疫苗的开发。近年来，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进步导致了更有效的疫苗成功。mRNA疫苗（Comirnaty、Spikevax、AWcorna）和病毒载体疫苗（Convidecia、AZD1222、Ad26.COV2.S）针对COVID-19大流行，是有史以来开发最快的疫苗。肺炎球菌多糖-蛋白结合疫苗（Prevnar13、Prevnar 20）基于蛋白结合疫苗技术。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Gardasil、Gardasil 9、Cervarix、Cecolin和Wozehui），基于基因工程技术设计，通过表达病毒样颗粒（VLP）预防与HPV相关的癌症。脑膜炎球菌B型疫苗（Trumenba、Bexsero）代表了从基因组到疫苗的“反向疫苗学”策略。最后，新型佐剂重组带状疱疹疫苗，Shingrix，扩大了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的免疫力。疫苗的不断发展提高了我们对免疫学和免疫基础的理解，针对NCDs的疫苗成为研究的新“热点”。目前，有前列腺癌疫苗（Provenge）、膀胱癌疫苗（TheraCys）、结肠癌疫苗（OncoVAX）、黑色素瘤疫苗（M-VAX和Melacine）、肾细胞癌疫苗（Oncophage）、肺癌疫苗（Racotumomab和CIMAvaxEGF）等。此外，治疗性疫苗在高血压、慢性乙型肝炎等疾病领域也取得了巨大进展。本综述旨在提供我们对最新疫苗技术、平台、应用和潜在下一代疫苗技术的当前进展和理解的概述。本综述将讨论预防性疫苗和治疗性疫苗。根据疫苗的成分，预防性疫苗可分为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多糖和多糖结合疫苗、重组亚单位疫苗、多肽疫苗、DNA和mRNA疫苗。此外，根据疾病分类，治疗性疫苗可分为针对肿瘤的疫苗、针对传染病的疫苗和针对慢性疾病的疫苗。我们相信，本综述将为疫苗技术和开发提供见解。 2.预防性疫苗开发的进展 2.1.减毒活疫苗 减毒活疫苗是通过保留抗原性但通过化学或其他方法遗传工程改造或减毒（减弱）的有机体创建的。通常，这些疫苗能够诱导具有长期持久性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然而，仍然存在毒力逆转的风险，这使得疫苗不适合对抗高度致病性变体。此外，减毒疫苗的有效期较短，热稳定性差，对储存和运输有严格的要求；这在大流行情况下会导致响应缓慢。由于减毒疫苗可能恢复到有毒形式，它们也可能在免疫功能低下的人中引起严重疾病。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并且因为好处大于风险，减毒活疫苗仍然是疫苗开发中一个宝贵的平台。目前许可的减毒疫苗列表包括天花（牛痘）（ACAM2000）、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病毒（M-M-RII）、结核病（卡介苗（BCG））、霍乱（Vaxchora）、流感（FluMist）、登革热（Dengvaxia；四价）、轮状病毒（Rotarix）、水痘病毒、伤寒（Vivotif）、黄热病（YF-Vax）等等（表1）。 表1 中国目前许可的疫苗类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份文件（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draft-landscape-of-covid-19-candidate-vaccines），有两种减毒活COVID-19疫苗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由Codaenixin与印度血清研究所合作开发的COVI-VAC，以及由Meissa Vaccines，Inc.开发的MV-014-212。正在进行研究以提高减毒活疫苗的安全性并进一步减少其毒力；这通过增加复制保真度、通过密码子去优化以及通过病毒基因组的工程改造进行了测试。Vignuzzi等人试图利用通过增加复制保真度限制病毒种群多样性的观察，这可以显著降低组织嗜性和病毒致病性。结果表明，在动物感染模型中，具有减少遗传多样性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变种激发了保护性免疫反应。这种限制病毒准种群多样性为RNA病毒的稳定减毒疫苗工程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密码子对去优化（CPD）是另一种有效的病毒减毒策略，它利用次优密码子对来减毒重编码病毒。Groenke等人通过改变同步密码子的位置，在重编码基因组中增加了次优密码子对和CpG二核苷酸的数量。他们在流感A病毒上的研究显示，次优密码子对引起了减毒，而CpG二核苷酸比例的增加没有效果。此外，他们表明次优密码子对可以降低去优化密码子对mRNA的稳定性和翻译效率。因此，蛋白质产量的减少直接导致病毒减毒。最近，Trimpert等人构建了一个COVID-19候选减毒活疫苗，名为sCPD9，通过大规模编码SARS-CoV-2基因组（通过CPD方法修改），并在罗布罗夫斯基矮仓鼠中评估了疫苗的免疫原性和保护效果。作者表明，sCPD9的单次鼻内接种激发了针对当前四个SARS-CoV-2变体的交叉中和抗体反应：B.1.1.7（阿尔法）、B.1.351（贝塔）、B.1.1.28.1（伽马）和B.1.617.2（德尔塔），保护免受类似COVID-19的疾病。一种减毒活COVID-19疫苗，COVI-VAC，通过使用同义次优密码子对编码病毒刺突蛋白的一部分而开发。作者发现，该疫苗在仓鼠模型中刺激了高水平的中和抗体，高度减毒的COVI-VAC在单次鼻内剂量下具有保护性。该疫苗现在正在进行III期临床试验（ISRCTN15779782）。安伯（amb）突变是使减毒活疫苗更安全、更有效的一种新策略。这种方法通过将遗传密码扩展到流感病毒基因组中，显示出在产生活体但复制无能力的病毒疫苗方面的前景。研究人员通过含有正交翻译机制的转基因细胞系扩展了流感A病毒基因组的遗传密码。这种方法在转基因细胞系中创建了早终止密码子（PTCs）——携带病毒足够具有感染力但在常规细胞中无法复制，同时在转基因细胞系中产生高繁殖力和遗传稳定的后代病毒。在小鼠、雪貂和豚鼠模型中，这种活疫苗激发了对亲本和抗原性不同的菌株的强大免疫反应。另一种有前景的基因工程减毒病毒的方法是工程化病毒基因组。研究人员报告了一种脊髓灰质炎病毒2型疫苗株（nOPV2）的开发，他们在其中引入了对Sabin2基因组的50个非翻译区域的修改，以稳定减毒决定因素。在这种方法中，2C编码区域防止重组，3D聚合酶限制了病毒的适应性。这种菌株在遗传上比原始的Sabin2菌株更稳定，不太可能恢复毒力。在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中，nOPV2具有免疫原性，并可能导致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完全根除。另一组合理设计了一种减毒水痘疫苗候选物，v7D，其中删除了毒力因子ORF7。该病毒在MRC-5成纤维细胞和人类PBMC（VZV传播载体）中的复制类似于野生型病毒，但在感染人类皮肤和神经细胞时严重受损。然而，v7D在体外和各种小动物中具有与vOka相当的免疫原性。最后，v7D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耐受性良好且具有免疫原性。这种疫苗目前正在中国进行II期试验（ChiCTR1900022284）。未来减毒疫苗的开发应该专注于选择更稳定的病毒株，并采用基因编辑策略来稳定减毒因素。 2.2.灭活疫苗 灭活疫苗是从病原体（如病毒或细菌）的灭活形式中提取的，这些病原体经过培养后，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灭活，使其不再具有传染性或毒性。灭活疫苗包括全灭活疫苗或部分灭活疫苗（Toxoid疫苗）。Toxoid疫苗使用细菌产生的灭活毒素，这些毒素的毒性已被抑制，但保留了免疫原性。与减毒疫苗和基因工程疫苗相比，灭活疫苗具有开发周期短、生产工艺相对成熟、非传染性、高安全性等优点。灭活疫苗的生产成本通常较低，并且由于它们耐温，可以长时间储存。灭活疫苗通常诱导体液免疫反应，而细胞免疫较弱。通常需要多次接种才能产生保护性免疫，从而降低疫苗依从性。在灭活过程中，病毒抗原可能在结构上受损，导致抗原性降低，疫苗的免疫原性降低。有许多批准的灭活疫苗：代表性的例子包括甲型肝炎病毒疫苗（HAVRIX和VAQTA）、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IPOL）、日本脑炎病毒（IXIARO）疫苗、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和无细胞百日咳（INFANRIX）疫苗、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和无细胞百日咳吸附和灭活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KINRIX）疫苗、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和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吸附（DAPTACEL）疫苗、流感疫苗（Fluarix四价）、人类狂犬病疫苗（RabAvert和Imovax）、肠道病毒71型（Inlive）、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蜱传脑炎疫苗（FSME-Immun），以及COVID-19疫苗（CoronaVac、WIBP-CorV、BBIBP-Cor）（表1）。在撰写本文时，全球已有11种针对COVID-19疾病的灭活疫苗获得有条件或紧急使用批准（包括中国5种疫苗）。从其他病原体研究中，已开发出一种寨卡病毒灭活疫苗候选物（PIZV）。在两次免疫剂量后，含铝佐剂的候选PIZV在CD-1和AG129小鼠中显示出高度免疫原性，从而支持PIZV候选物进入临床开发（NCT03343626）。历史上，手足口病（HFMD）的爆发主要由肠道病毒71和柯萨奇病毒A16引起。最近，柯萨奇病毒A6和A10与全球散发HFMD病例和爆发的增加有关。在一项研究中，柯萨奇病毒A6、A10和A16（CA6、CA10和CA16）在不同条件下通过甲醛或b-丙内酯（BPL）灭活，并检查了免疫效果。作者发现，CA10和CA16在BPL灭活（BI）后的免疫效果优于甲醛处理。此外，双三价治疗诱导了足够的中和抗体和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表明BI-CA6、CA10和CA16作为潜在的多价疫苗候选物。灭活疫苗平台相对成熟，高度安全，可用于快速应对新出现的病原体，因此对于应对爆发至关重要。 2.3.多糖和多糖-蛋白结合疫苗 多糖疫苗是由基于碳水化合物的聚合物制成的，如来自细菌病原体的荚膜结构的壁酸或肽聚糖。一些针对细菌荚膜多糖的疫苗，例如脑膜炎球菌A/C/Y/W-135疫苗（Meningune-A/C/Y/W-135）、肺炎球菌疫苗（Pneumovax 23）和伤寒Vi多糖疫苗（Typhim Vi）（表1），已被批准用于预防侵袭性脑膜炎和伤寒疾病。然而，由于多糖不像蛋白质那样在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分子上被处理和展示，多糖疫苗通常显示出较弱的免疫原性、持久性差，并且只产生T细胞非依赖性免疫反应。没有T细胞的参与，这些疫苗不会引起记忆免疫反应或亲和力成熟，并且诱导的抗体——主要是IgM和IgG2——不适合激活补体，导致免疫保护无效且短暂。 多糖结合疫苗可以克服多糖疫苗的缺点。多糖结合疫苗是通过将病原体的荚膜多糖共价连接到蛋白载体上制备的，例如白喉类毒素（DT）、破伤风类毒素（TT）、改良的白喉毒素称为CRM197、脑膜炎球菌外膜蛋白复合物（OMPC）或H. influenzae蛋白D HiD。蛋白载体和多糖同时出现在MHC-II上，导致T细胞受体（TCR）识别并激活Th反应。Th与B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改善和塑造抗体的滴度和质量以及B细胞记忆反应。共价结合方法包括标准化学交联和生物结合技术。目前批准的多糖结合疫苗通常是通过化学方法生产的，包括肺炎球菌13价、15价和20价结合疫苗（Prevnar 13, Vaxneuvance, Prevnar 20）、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Liquid PedvaxHIB, HIBERIX, ActHIB）和两种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A, C, Y, W, MenQuadfi；A, C, Y和W-135, MENVEO, Menactra）（表1），等等。最近，Enotarpi等人报告了使用MenA，一种稳定的糖模拟结合疫苗，诱导针对A群脑膜炎奈瑟菌的保护性抗体。该团队生成了一系列未乙酰化的carbaMenA寡聚体，这些寡聚体被证明比荚膜多糖（CPS）更稳定，并表明八聚体（DP8）的随机O-乙酰化改善了抗MenA CPS抗体结合的抑制，并在与CRM197结合后诱导了抗MenA保护性小鼠抗体。这种方法可用于生成稳定的新糖结合疫苗。 生物结合技术允许多糖和载体蛋白在微生物内生物合成，通常是大肠杆菌。然后通过来自N-连接蛋白糖基化系统的特定寡糖转移酶在体内偶联蛋白质。近年来，生物合成因其经济性、快速性和效率而受到青睐。由这项技术生产的第一种多糖结合疫苗候选物是志贺氏菌多糖结合疫苗（GVXN SD133），由瑞士GlycoVaxyn AG开发，已完成I期临床试验（NCT01069471）。研究证明了GVXN SD133疫苗的良好安全性，所有测试剂量均能引起对志贺氏菌O1多糖的显著体液反应。蛋白载体也产生了功能性抗体，证明了这种新技术在保持碳水化合物和结合蛋白表位方面的优势。另一种针对志贺氏菌flexneri 2a（Flexyn2a）的生物结合疫苗在I期研究（NCT02388009）的所有时间点和所有组别中，接种后均引起了统计学上显著的S. flexneri 2a脂多糖（LPS）特异性体液反应。结果表明Flexyn2a具有令人满意的安全性，产生了强大的体液反应。这种疫苗目前正在进行IIb期（NCT02646371）。总体而言，多糖结合疫苗平台比其他平台显示出更多的潜力，并提供了解决细菌疫苗紧迫问题和挑战的解决方案，通过逐步使用生物合成技术。 2.4.重组亚单位疫苗 重组亚单位疫苗采用基因工程方法，在合适的宿主细胞中表达病原体特异性基因，如大肠杆菌、酵母、昆虫细胞或哺乳动物细胞等。重组亚单位疫苗通常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然而，由于外源蛋白通常显示MHC II类反应，通常不会产生强烈的T细胞反应，因此需要佐剂刺激和多次接种以增强免疫原性，这可能不适用于呼吸道黏膜免疫。目前批准的人类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包括流感疫苗（FluBlok）、带状疱疹疫苗（Shingrix）、脑膜炎球菌B群疫苗（Trumenba、Bexsero）和COVID-19疫苗（ZF2001、Nuvaxovid）（表1）。近年来，随着反向疫苗学、结构生物学、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理论和技术的进步，重组亚单位疫苗免疫原逐渐进入理性设计的新时代。反向疫苗学的过程是利用自下而上的方法从基因组到疫苗开发疫苗。2013年批准的Bexsero脑膜炎B群疫苗是反向疫苗学的经典案例。它基于对致病微生物的关键保护或毒力抗原的全基因组预测和筛选，然后开发新疫苗；这样的例子包括三个抗原：淋病奈瑟菌肝素结合抗原（NHBA）、因子H结合蛋白（fHbp）和淋病奈瑟菌粘附素A（NadA）。Shingrix是葛兰素史克开发的重组亚单位佐剂疫苗，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糖蛋白gE重组蛋白组成，并补充了新的佐剂AS01B。对带状疱疹的整体疫苗效力在老年人（≥50岁）中为97.2%。Shingrix的成功强调了佐剂在疫苗开发中的关键作用。NVXCoV2373（Nuvaxovid）是一种含有昆虫细胞表达的S-三聚体和Matrix-M佐剂的重组蛋白疫苗。最近的临床结果显示，该疫苗对任何关注或感兴趣的变体的疫苗效力为92.6%。结核病亚单位疫苗M72/AS01E（葛兰素史克）包含两个M72重组融合免疫原（MTB32A和MTB39A）与佐剂系统AS01E结合，并为M. tuberculosis感染、HIV阴性成年人提供约50%的疾病进展到活动性肺结核的保护约3年。此外，另一种重组亚单位结核病疫苗（GamTBvac）被证明由两个结核分枝杆菌抗原融合（Ag85A和ESAT6-CFP10）组成，与明胶结合域固定在明胶上，并与由DEAE-明胶核心和CpG寡脱氧核苷酸（TLR9激动剂）组成的佐剂混合。II期的结果显示出有希望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诱导了抗原特异性干扰素-γ反应、表达Th1细胞因子的CD4+ T细胞和IgG反应。结构生物学也有助于疫苗的理性设计。RSV表面融合（F）蛋白存在于两种构象中：前融合（pre-F）和后融合（post-F）构象。基于前F和抗体的高分辨率复合物结构，F蛋白被修改以在前融合状态下稳定（DS-Cav1）。I期临床显示，针对前融合特异性表面RSV F的血清抗体的中和活性增加了10倍以上。其他人设计并获得了一种基于结构探究的稳定RBD-sc-dimer疫苗分子。RBD的C末端的N602残基与另一个RBD的N末端串联设计，提高了RBD二聚体的稳定性和中和抗体反应。根据官方报告，疫苗的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疫苗对18岁及以上人群的任何严重程度的COVID-19的保护效力为81.43%（NCT04646590）。这些结果代表了基于结构的疫苗设计的临床证据，预示着精准疫苗学的新时代的曙光。重组亚单位疫苗平台具有技术优势，如安全性和效率，以及良好的稳定性和成熟的产业。然而，安全有效的佐剂对提高疫苗效力至关重要。结构生物学、反向疫苗学和新型佐剂的新技术将促进重组蛋白疫苗的设计。 2.5.病毒样颗粒和纳米颗粒疫苗 病毒样颗粒（VLPs）是由病毒结构蛋白自组装形成的纳米尺寸（20-200纳米）颗粒，它们的结构和免疫原性与天然病毒相似。VLPs不包含病毒遗传物质，因此可以模拟病毒抗原性而不具致病性。VLPs具有高度重复的抗原表位阵列，有利于被树突状细胞（DCs）吞噬并呈现给MHC I类和II类分子。它们可以激活身体，诱导强烈的细胞和体液免疫反应，使其成为疫苗开发的理想平台。目前批准的VLPs疫苗包括乙型肝炎疫苗（Hepavax-B、Engerix-B、Recombivax HB、HBVaxPro、Heplisav-B、Fendrix、Hepavax-Gene）、HPV疫苗（Cervarix、Gardasil、Gardasil 9、Cecolin和Wozehui）、乙型肝炎E疫苗（Hecolin）、疟疾疫苗（Mosquirix）和COVID-19疫苗（Covifenz）（表1）。此外，多种基于VLPs的预防性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主要针对诺如病毒、轮状病毒、BK多瘤病毒、狂犬病、RSV、HIV、流感病毒等。疟疾疫苗的研发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GSK的科学家使用截短的环孢子蛋白（CSP）结合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生成名为RTS的蛋白质。然后，RTS与另一个游离的HBsAg在酵母细胞中共表达，生成RTS,S VLPs。然而，尽管RTS,S/AS01的三剂疫苗最初对临床疟疾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疫苗的效力随时间减弱，在高于平均水平的疟疾寄生虫暴露中效果较差。然而，RTS,S疫苗的开发大大提高了我们实现开发有效安全疟疾疫苗的长期目标的机会。最近，提出了VLPs的嵌合设计，以保护免受多型病原体的侵害。作者用系统发育上密切相关的环区域替换了HPV L1环区域。HPV33/58/52 VLPs的三型嵌合体在小鼠和非人灵长类动物中诱导的中和滴度与三种野生型VLPs混合物相当。作者目前正在开发基于这一策略的七种交叉疫苗，针对20种HPV变体。Medicago Inc.开发的一种基于植物的VLPs COVID-19疫苗最近在加拿大获得授权使用。该疫苗含有SARS-CoV-2刺突（S）蛋白（原始菌株）的VLPs以及AS03佐剂，显示出71%的效力，保护18至64岁的试验参与者（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health-products/covid19-industry/drugs-vaccines-treatments/vaccines/medicago.html）。 纳米颗粒疫苗（NPVs）使用纳米材料作为载体、链接器或免疫调节剂，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将特定抗原和佐剂连接起来。这种基于纳米载体的传递系统可以保护疫苗免于过早降解，提高其稳定性，并促进免疫原传递到抗原呈递细胞（APCs），特别是DCs。此外，纳米颗粒提供了合适的疫苗给药途径，并增强了具有缓慢释放特性的抗原摄取，从而产生强烈的体液、细胞和粘膜免疫反应。纳米颗粒可以来自脂质体、VLPs以及金属或非金属无机、聚合物和脂质。但与其他疫苗候选物一样，NPVs的生产充满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例如，一些NPVs可能会引发系统性或局部炎症反应，而一些纳米材料会在细胞中积累，导致其在体内长期保留，可能导致血管血栓形成。此外，在生产和储存成本方面仍存在一些限制。 自组装蛋白支架也在疫苗开发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I53-50、铁蛋白、mi3和IMX313颗粒。I53-50是通过计算工程设计的双组分蛋白，可自组装成二十面体纳米颗粒。该系统已用于RSV、流感病毒和HIV疫苗的开发，这些I53-50疫苗候选物在动物模型中诱导了强烈的抗体反应。在COVID-19疫苗开发中，一种多价SARS-CoV-2刺突受体结合域纳米颗粒（RBD-NP）疫苗在小鼠中显示出保护作用，仅需一次免疫。这种RBD-NP疫苗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引发了多样化的多克隆抗体反应，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NCT04742738，NCT05007951）。另一项研究展示了一种疫苗，该疫苗显示了SARS-CoV-2刺突蛋白的多个副本，以诱导强烈的中和抗体反应，从而提供对高剂量SARS-CoV-2挑战的保护。铁蛋白是一种天然蛋白笼，由24聚体结构组成，具有八个三重轴，可用于展示三聚体抗原，如流感血凝素（HA）或HIV Env蛋白。一种基于铁蛋白的疫苗候选物目前正在进行针对EBV（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各种癌症和自身免疫疾病的原因）的I期临床试验（NCT04645147）。一些COVID-19疫苗也被设计为使用铁蛋白来展示RBD或刺突三聚体，形成纳米颗粒，这两种疫苗候选物在临床前研究中都显示出了提高的抗体反应。最后，mi3 NP是理性设计的i301纳米笼的突变形式，显示出比原始形式更高的产量、均匀性和稳定性。基于RBD的mi3疫苗可以诱导针对SARS-CoV-2变体和SARS-CoV的中和抗体。mi3已被用于开发流感、典型猪瘟和疟疾疫苗。通过遗传融合、标签/捕手组装或化学交联可以实现抗原到支架的展示。与基于蛋白质的纳米颗粒疫苗相关的主要挑战是在融合到或展示在支架上时保持抗原的结构构象。纳米颗粒疫苗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平台，用于灵活的抗原展示，在疫苗开发中具有巨大的潜力。 2.6.病毒载体疫苗 病毒载体疫苗使用减毒病毒疫苗株或非复制病毒作为载体，有效地将抗原基因代码传递到宿主细胞核中以诱导免疫反应。病毒基因组可以稳定地接受大基因片段的插入并表达特定抗原，从而可以使用病毒载体技术开发多种疫苗。抗原可以精确合成、修改并针对宿主中的特定细胞。病毒载体诱导的身体反应类似于对自然感染的反应，导致强烈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病毒基础疫苗的主要关注点是针对载体的预先存在的免疫力，这削弱了疫苗引起的抗体诱导和T细胞反应。目前，许多病毒载体，如人类和黑猩猩腺病毒（Ad和ChAd）、水泡性口炎病毒（VSV）、改良的安卡拉牛痘病毒（MVA）、麻疹病毒（MV）、痘病毒、新城疫病毒（NDV）和其他病毒已被用作疫苗开发的载体。批准的病毒载体疫苗包括埃博拉病毒疫苗和COVID-19疫苗。由CanSino Biotechnology, Inc.开发的首个获得许可的埃博拉病毒疫苗基于腺病毒（Ad5）载体，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的批准（表1）。其他包括由Merck开发并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复制能力VSV基础埃博拉疫苗ERVEBO；由Janssen Cilag International N.V.（Janssen）开发的编码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糖蛋白的腺病毒Ad26，Zabdeno；Mvabea，一种MVA，编码扎伊尔埃博拉病毒、苏丹埃博拉病毒和马尔堡病毒的糖蛋白，以及由Janssen开发的Tai Forest埃博拉病毒的核蛋白。迄今为止，已有五种批准的病毒载体COVID-19疫苗：由CanSino开发的基于腺病毒载体的Ad5；基于重组ChAdOx1腺病毒载体（ChAd）平台的AZD1222（Vaxzevria），由AstraZeneca开发；由印度血清研究所有限公司开发的Covishield（ChAdOx1_nCoV-19）；由Janssen开发的Ad26.CoV2.S疫苗；以及基于Ad26和Ad5载体的Sputnik V，由俄罗斯加马利亚研究所开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控中心）已开发出一种基于DNA疫苗与复制能力天坛牛痘（rTV）疫苗结合的HIV疫苗（DNA/rTV），该疫苗包含gag、pol和env基因。这种疫苗在恒河猴中对同源和异源挑战后的病毒获取具有保护作用。DNA/rTV疫苗在I期（ChiCTR-PRC-10001287）中安全并诱导免疫反应。2021年11月，使用DNA/rTV疫苗的II期临床试验（ChiCTR1900021422）已完成。研究人员还构建了一种包含刺突蛋白的复制能力重组病毒（rVSV-SARS-CoV-2）的COVID-19疫苗。结果显示，通过鼻内（i.n.）给药的rVSV-SARS-CoV-2疫苗在猕猴中诱发的中和抗体水平是肌肉注射（i.m.）途径的8倍。同样，基于NS1-del基础的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的结核病疫苗也已进入I期临床试验（NCT03017378）。厦门大学、香港大学和北京万泰生物药业开发了一种基于减毒流感病毒的COVID-19疫苗，DelNS1-2019-nCoVRBD-OPT1（鼻内流感基础-RBD），目前正在进行III期临床试验（ChiCTR2100051391）。 由于其制造平台的多功能性和在流行病或大流行期间的响应时间，病毒载体疫苗越来越多地用于预防性疫苗的生产。然而，罕见的风险事件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以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在未来的潜力，这在传染病和癌症中具有重要意义。 2.7.肽疫苗 免疫系统对抗原作出反应，通常集中在少数氨基酸（aa）或肽段上，主要是B细胞和T细胞表位。肽疫苗旨在识别病原体上的肽序列，这些序列能够诱导保护性免疫反应，然后使用这些肽序列来全合成疫苗物质。由于它们是合成的，没有突变或逆转的风险，肽抗原可以快速修改以产生特定的反应。然而，这种方法在实践和理论上仍然存在困难。肽疫苗本身通常免疫原性不足，需要多次免疫才能有效。免疫原性可以通过将表位肽与载体蛋白融合、将表位肽与载体蛋白化学链接或人工合成相关肽的重复序列来增强。表位通常不是简单的氨基酸序列；然而，结构表位——具有精确构象——有时可能是抗体结合所必需和充分的。因此，以构象依赖的方式呈现肽是肽疫苗设计的重要考虑因素。先进的肽疫苗目前正在临床试验中，包括针对流感病毒、丙型肝炎病毒、HIV-1、疟疾和阿尔茨海默病的疫苗。 最近，图宾根大学医院开发了一种基于肽的COVID-19疫苗候选物，名为CoVac-1，由来自SARS-CoV-2的多个病毒蛋白（刺突、核衣壳、膜、包膜和开放阅读框8（ORF8））的T细胞表位组成。这与Toll样受体1/2激动剂XS15结合，在Montanide ISA51 VG中乳化。在I期，开放标签试验（NCT04546841）中，CoVac-1显示出有利的安全性，并且在所有参与者中诱导了针对多种疫苗肽的SARS-CoV-2特异性T细胞反应，由多功能Th1 CD4+和CD8+ T细胞介导。这些发现表明CoVac-1诱导了一种广泛、强大且与关注变体无关的T细胞反应。 一种疟疾疫苗PEV3B含有来自恶性疟原虫顶端膜抗原1（AMA-1）和环孢子蛋白（CSP）的两个多肽。临床试验Ia（NCT00400101）和Ib（NCT00513669）阶段证明了病毒体配方的PEV3B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事实上，在大多数时间点上，AMA-1和CSP肽抗原特异性IgG滴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些发现为进一步开发针对疟疾的多价病毒肽疫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种新型通用流感疫苗Multimeric-001（M-001），由BiondVax Pharmaceuticals Ltd.开发，包含来自A型和B型流感病毒的HA、NP和M1蛋白的保守表位，旨在保护免受多株和多季节流感病毒株的侵害。七个已完成的临床试验表明，该疫苗安全、耐受性好，并对广泛的流感毒株具有免疫原性。然而，在2020年10月，M-001的III期临床试验（NCT03450915）并未显示安慰剂组和接种组在减少流感疾病方面有显著差异。在HIV疫苗研究中，一种融合肽（FP）共价链接到关键孔虫血蓝蛋白（KLH）的赖氨酸残基上，命名为FP-KLH，被设计为在Env三聚体初次免疫后作为增强剂。这种组合免疫方案在小鼠中诱发了单克隆抗体，中和了高达31%的208种HIV-1跨亚型菌株。对豚鼠和猕猴的免疫诱导了类似的广泛的融合肽导向的中和反应，表明HIV-1融合肽是疫苗诱导广泛中和抗体的靶标。 肽疫苗的开发作为一种方法吸引了各种治疗领域的关注，包括癌症、阿尔茨海默病和丙型肝炎病毒。尽管如此，肽疫苗仍然存在挑战，包括较弱的免疫原性和不一致的免疫反应，这应该通过表位设计、载体优化和新佐剂的结合进一步改进和发展。 2.8.DNA和mRNA疫苗 核酸疫苗由DNA疫苗和mRNA疫苗组成。DNA疫苗使用编码蛋白质的细菌质粒，在哺乳动物启动子下，然后驱动宿主细胞中的抗原表达。DNA疫苗可以诱导体液和细胞免疫，具有长期免疫反应，并且易于制造和扩大规模。针对流感、乙型肝炎、HIV、疟疾、SARS-CoV-2和癌症等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的DNA疫苗已在数百项人类临床试验中进行了测试。最近，印度在2022年批准了第一种用于人类紧急使用的DNA疫苗。由Zydus Cadila开发的ZyCoV-D疫苗采用了非复制和非整合的质粒DNA，携带SARS-CoV-2的基因。ZyCoV-D使用无针系统，将免疫以狭窄的流体流形式传递到皮肤中，显著减少了副作用。在III期临床试验的中期报告中，ZyCoV-D疫苗的有效性达到了约66.6%。治疗组中诱发的不良事件的发生相似。总的来说，ZyCoV-D疫苗在III期试验中被验证为有效、安全和具有免疫原性。然而，许多DNA疫苗的免疫原性低于其他疫苗平台，并且与在其他哺乳动物中看到的临床结果相比，临床结果令人失望。此外，安全性问题，如质粒DNA整合到基因组DNA中。过去对DNA疫苗整合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没有证据表明发生了整合。DNA疫苗受到其较弱的免疫原性的限制，需要施用更大的剂量。此外，它们有效的递送仍然是未来研究的问题。 mRNA疫苗通过将与病原体特定蛋白相对应的信使RNA（mRNA）引入宿主细胞而发挥作用。mRNA疫苗主要包括传统的非复制型mRNA和自复制mRNA（SAM）。获得许可的COVID-19疫苗BNT162b2和mRNA-1273都是非复制型mRNA疫苗。自复制RNA（SAM）具有编码RNA复制因子的完整基因。与传统mRNA相比，SAM具有更持久和更高水平的抗原表达。SAM疫苗所需的剂量也远低于传统mRNA疫苗。非复制型和SAM疫苗在引入细胞质时表达高水平的异源基因。mRNA疫苗可以激活先天免疫系统并发挥固有的佐剂效应。mRNA疫苗具有免疫原性；被模式识别受体（PRRs）如TLR3和TLR7/8识别；在接种部位产生细胞因子；并招募和驱动先天免疫细胞（如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激活和成熟。对于适应性免疫，mRNA的翻译过程在细胞质中完成以产生目标抗原，然后被有效加工成多肽并呈现给MHC-I分子，引发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反应。翻译后的抗原随后被分泌并在MHC-II蛋白上呈现给辅助T细胞（Th），以引发CD4+ T细胞反应，这通过炎症细胞因子刺激B细胞产生中和抗体并激活吞噬细胞。与传统疫苗类似，为了克服脂质双层并将mRNA疫苗转移到细胞质中，已开发了各种mRNA疫苗的递送方法，包括基因枪、电穿孔、脂质纳米颗粒（LNPs）等。 COVID-19 mRNA疫苗Comirnaty（BioNTech/Pfizer）是FDA于2021年8月首次批准用于人类的mRNA药物；Spikevax（Moderna）疫苗也于2022年1月在美国获得授权，并随后在其他国家使用（表1）。Comirnaty和SpikeVax是LNP配方的、修饰核苷的mRNA疫苗，编码SARS-CoV-2的S蛋白的前融合稳定形式。在一项涉及43,548名参与者的研究中，接种两剂疫苗后BNT162b2预防COVID-19的有效性为95%。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很低，疫苗组和安慰剂组之间相似。在涉及30,420名志愿者的III期临床试验中，mRNA-1273疫苗预防COVID-19的有效性为94.1%，同样，严重不良事件很少见。另一种mRNA疫苗（CVnCoV），由CureVac开发，已进入IIb/III期临床试验。然而，CVnCoV对有症状的COVID-19的有效性为48.2%，随着SARS-CoV-2变种的出现，该试验被暂停。另一种mRNA疫苗ARCoV，由中国的Walvax Biotechnology开发，已于2022年9月获得印尼药品机构的紧急使用授权。ARCoV热稳定，可在室温下至少存放一周。ARCoV在I期临床研究中被证明是安全且耐受性良好，并能诱导强大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支持进一步的大规模临床研究和人类使用。 目前，有超过25种针对SARS-CoV-2的mRNA疫苗候选物正在进行临床试验。此外，还有许多针对其他传染病的mRNA疫苗的临床试验，包括寨卡病毒（NCT04064905）、流感病毒（NCT03345043, NCT03345043）、巨细胞病毒（NCT04232280, NCT03382405, NCT03382405）、RSV（NCT04528719）、基孔肯雅病毒（NCT03829384, NCT03325075）和狂犬病（NCT02241135, NCT04062669）。 环状mRNA（circRNA）是一种非编码单链RNA，通过添加内部核糖体进入位点（IRES）和/或通过在5′UTR中纳入特定的核苷修饰，可以实现蛋白表达。这一新平台已被证明由于转录本的延长半衰期，在真核细胞中产生强大且稳定的翻译。最近，Qu等人报告了一种SARS-CoV-2 Omicron circRNA疫苗，该疫苗在小鼠和猴子中诱导了强大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并有效抵抗SARS-CoV-2。 与传统疫苗相比，mRNA疫苗具有类似活病毒的免疫反应机制，没有感染或整合到宿主基因组的风险，更稳定，能够有效表达抗原蛋白，并且通过快速且成本效益高的大型生产过程生产。从理论上讲，mRNA疫苗的开发只需要在成熟的技术平台上替换抗原序列；因此，在预防和控制新出现的传染病方面提供了相当大的优势。然而，mRNA疫苗在翻译效率和稳定性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挑战。此外，了解安全性和抗体反应的持续时间需要更长期的数据。总体而言，mRNA技术为疫苗、治疗以及更多领域提供了一个令人兴奋和有希望的途径。 2.9.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预防性疫苗市场 中国是目前少数几个能够通过其工业基础设施提供足够疫苗供应能力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国在疫苗研发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显著进展，其疫苗市场正逐渐繁荣起来。根据NMPA批准的药品信息，中国市场上有94种预防性疫苗，可以预防38种疾病（表2）。其中，80种疫苗是国内生产的，11种来自国外；国产疫苗作为市场的主力，而一些战略性疫苗的供应，如白喉、破伤风、百日咳、脊髓灰质炎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DTwP/Hib）、五价轮状病毒疫苗、四价和九价HPV疫苗以及带状疱疹疫苗仍然依赖外部制造商。最近，国产HPV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的批准展示了中国在疫苗开发和制造领域的巨大潜力。中国还开发了手足口病疫苗（EV71）、戊型肝炎疫苗和埃博拉疫苗等新型疫苗。这些成就为SARS-CoV-2出现后多技术疫苗突破的快速部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中国市场上的传染病疫苗包括流感、水痘、脑膜炎球菌性脑膜炎、甲型肝炎、乙型肝炎、戊型肝炎、狂犬病、白喉、百日咳、破伤风、b型流感嗜血杆菌、脊髓灰质炎、结核病、霍乱、轮状病毒、脓疱疮、气管炎、手足口病、破伤风、伤寒、副伤寒、黄热病、钩端螺旋体病、蜱传脑炎、日本脑炎、麻疹、腮腺炎、风疹、鼠疫、肺炎球菌肺炎、炭疽、布鲁氏菌病、COVID-19、宫颈癌、细菌性痢疾、埃博拉出血热、肾综合征出血热、带状疱疹。然而，与全球市场相比，中国仍然缺乏一些疾病的疫苗，如登革热、B群脑膜炎球菌和疟疾。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多数疫苗目前基于传统疫苗平台，如灭活或减毒活疫苗、基因工程疫苗。第三代疫苗技术如病毒载体和核酸疫苗的开发才刚刚开始，中国市场上还没有核酸疫苗。 表2 中国当前许可的疫苗市场 对于重要疾病，如HIV、RSV、寨卡病毒和巨细胞病毒疫苗，尚未在全球成功开发和上市。此外，主要传染病病原体的其他亚型或突变逃逸株也在不断演变。因此，带来了许多挑战，如现有疫苗覆盖不足，如COVID-19、流感、结核病等疫苗。此外，一些现有的传染病疫苗对某些特定类型预防效果较差，如B群脑膜炎球菌疫苗、人类乳头瘤病毒疫苗、肠道病毒EVD68、超级细菌疫苗等。此外，中国无法独立满足高风险或特殊人群的疫苗需求，如老年人的带状疱疹疫苗。最后，联合疫苗是一线可以预防多种疾病并让人们通过较少的注射获得保护的疫苗。未来，应加强新一代疫苗技术的开发，如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 3.治疗性疫苗的发展进展 与预防性疫苗不同，治疗性疫苗是指在已经感染病原体或患有特定疾病的患者中诱导特异性或非特异性免疫反应以治疗疾病进展的生物制品。因此，治疗性疫苗的主要目标是诱导肿瘤消退、根除微小残留病、建立持久的抗肿瘤记忆以及避免非特异性或不良反应。治疗性疫苗主要分为四类：基于肽/蛋白的疫苗、基于细胞的疫苗、基于DNA或RNA的疫苗和基于病毒载体的疫苗。根据疾病分类，治疗性疫苗可以分为针对肿瘤的疫苗、针对传染病的疫苗和针对慢性病的疫苗。首个获得FDA批准的癌症疫苗，Sipuleucel-T（Provenge，由Dendreon公司商业化），目前用于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Provenge是一种自体的、基于树突状细胞的疫苗，装载有与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融合的前列腺酸性磷酸酶（PAP）抗原；这种疫苗首次实现了利用患者的自身免疫细胞攻击癌细胞的理念。迄今为止，已有超过30,000名男性患者接受了Provenge治疗，临床上已证明可以延长晚期疾病男性患者的生命。Provenge的批准在治疗性疫苗领域内具有重要意义，并强调了抗癌疫苗可以发挥作用的事实，从而为进一步投资癌症疫苗开发提供了动力。 3.1.治疗性疫苗在癌症方面的应用 3.1.1.治疗性疫苗在肺癌方面的应用 肺癌（LC）是最常被诊断出的癌症，也是导致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由于预后不佳和临床结果差，给全球公共卫生带来了沉重负担，5年生存率为19%；实际上，肺癌占癌症总病例的11.4%，占全球癌症总死亡人数的18.0%。LC分为两个主要组织类型：小细胞肺癌（SCLC）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传统的抗癌疗法（手术、放疗和化疗）在遏制进展方面的有效性有限，因此，全球范围内正在积极开展针对LC的治疗性疫苗设计研究（表3）。2008年，古巴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有效的治疗性疫苗CIMAvax EGF用于NSCLC，后来在古巴、秘鲁和委内瑞拉批准用于一线化疗后的晚期（IIIB和IV期）NSCLC治疗。CIMAvax EGF由人重组表皮生长因子（EGF）与脑膜炎奈瑟菌重组P64K蛋白共价结合而成。EGF调节细胞生长和分裂，NSCLC患者中EGF的过度表达与细胞生长和分裂失控有关。CIMAvax EGF通过刺激免疫系统产生特异性针对EGF的抗体，抑制其与癌细胞上的相应受体结合，从而减缓癌细胞的无控制生长。II期和III期临床试验表明，CIMAvax EGF耐受性良好，并延长患者生存期，特别是60岁以下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OS）分别为18.53个月和7.55个月。另一种疫苗Vaxira是一种免疫治疗剂，由小鼠γ型抗异型单克隆抗体Racotumomab和氢氧化铝组成。Racotumomab特异性诱导针对在多种实体瘤中过度表达的Neu-糖基化GM3神经节苷脂（NeuGcGM3）的抗体反应。目前正在评估多种癌症适应症，包括黑色素瘤、乳腺癌和肺癌。Vaxira治疗NSCLC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中位生存时间为8.23个月，略高于对照组的6.8个月；Vaxira治疗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5.33个月，对照组为3.9个月，证明了Vaxira优于安慰剂。基于II/III期研究的有希望的结果，Racotumomab于2013年在古巴和阿根廷推出，作为晚期NSCLC患者的皮下注射治疗。Tedopi是一种基于新表位的疫苗，具有针对HLA-A2+的限制性修饰新表位，针对肺癌中经常表达的五种肿瘤相关抗原：CEA、HER2、MAGE2、MAGE3和P53。在II期试验中，Tedopi在预处理的晚期NSCLC患者中显示出17.3个月的OS，并具有可管理的安全性。ATALANTE-1——一项随机、开放标签、两步、III期研究——比较了Tedopi与标准治疗（SoC）在HLA-A2+ NSCLC患者中的疗效，这些患者在ICI治疗后疾病进展的第二或第三线治疗。Tedopi通过刺激杀手T细胞，使它们能够发现并消除癌细胞，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过程。结果显示，在63名Tedopi组患者中，有29名患者至少存活了12个月，12个月生存率为46%，远高于预定的25%。一名54岁的晚期LC患者，在接受了五次Tedopi注射后，肿瘤迅速缩小（从39毫米缩小到23毫米）。在本报告发布时，患者的生存期已超过20.6个月，仍在观察中。现在，由于其出色的临床数据，Tedopi已获得美国FDA的孤儿药指定，用于治疗HLA-A2阳性NSCLC。 表3 市场上或处于临床开发阶段的针对不同疾病的治疗性疫苗 3.1.2.治疗性疫苗在乳腺癌方面的应用 乳腺癌（BC）是全球第二常见的恶性肿瘤，每年有超过226万例新病例。它也是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迄今为止，截至2021年6月23日，共有44项正在进行的（即活跃的、不招募；招募；尚未招募）临床试验正在研究BC的治疗性疫苗。就疫苗平台而言，大多数BC疫苗是基于肽的（N=20，45.5%），而大约有10项（22.7%）的临床试验正在测试基于细胞的BC疫苗；新技术开发的病毒载体疫苗占6项（13.6%），而基于基因的BC疫苗正在8项（18.2%）临床试验中进行评估。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是乳腺癌疫苗的理想靶点，是一种细胞表面受体蛋白，具有酪氨酸激酶活性，在高达75%的BC中表达。HER2在细胞生长、存活和分化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针对HER2的基于肽的疫苗能够诱导持久的特异性细胞和体液免疫反应，以抑制HER2阳性肿瘤细胞的生长，显示出高免疫原性、强特异性和良好的安全性。在II期临床试验（NCT00524277）中，HER2衍生的肽疫苗GP2，即HER2跨膜域（TMD）的亚优势表位，与GM-CSF（一种FDA批准的免疫佐剂）结合使用。这种组合刺激了抗原呈递细胞（如DC等）的增殖，并进一步诱导CD8+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s）识别和摧毁表达HER2/neu的癌细胞。此外，GP2疫苗耐受性良好，没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接受GP2疫苗治疗的BC患者在手术后以及Herceptin治疗后5年的无病生存率达到100%。此外，与单独接受GM-CSF治疗的患者相比，BC复发率为0%，而后者为89.4%。基于E75（HER2/neu 369-377，KIFGS LAFL）的疫苗是治疗BC患者最广泛研究的策略。然而，目前的结果表明，E75疫苗仅对三阴性BC患者并且在治疗与曲妥珠单抗联合使用时对表达HLA-A24的患者提供了显著的临床益处；需要进一步评估这些效果。其他基于肽的疫苗也在临床试验中（表3）：AE37（HER2/Neu 776-790，GVGSPYVSRLLGICL；II期临床试验中），TPIV100（一种使用sargramostim作为佐剂的多表位疫苗，针对HER2；II期临床试验中），MVFHER-2（aa597-626；I期临床试验中）和MVF-HER-2（aa266-296；I期临床试验中）（MVF-HER2是两种嵌合型曲妥珠单抗样（MVF-HER2，aa597-626）和小扰素样（MVF-HER2，aa266-296）HER2 B细胞肽基疫苗的组合）。此外，基于细胞的治疗性疫苗是患者特定的，需要一种安全的方法进行个性化疫苗开发（Arab等人，2020年）。目前有多种针对HER2的基于细胞的疫苗正在开发中（表3）：DC细胞（NCT02061423，NCT04348747），PBMC细胞（APC8024），以及同种异体细胞（NCT00847171）已被用作免疫原进行免疫。初步结果表明，这些疫苗耐受性良好，并提供了特异性抗HER2细胞免疫反应。目前，正在考虑用于提高BC治疗性疫苗效果的各种方法：包括选择合适的细胞亚群、佐剂的选择以及不同的工程方法（如基于VLP或基于基因的疫苗）。然而，这些优化的临床益处仍有待验证。 3.1.3.治疗性疫苗在结直肠癌方面的应用 结直肠癌（CRC）是世界上第三常见的癌症，仅次于LC和BC，发病率为10.0%，死亡率为9.4%。CRC的标准治疗是手术、化疗和放疗，这些治疗可能结合使用。然而，这些治疗有许多副作用，许多患者在一系列治疗后仍然会复发。因此，为这一患者群体开发替代的有效治疗方法至关重要。尽管，目前还没有FDA批准的CRC疫苗，但已评估了多种疫苗用于治疗CRC，包括自体、DC、肽和基于病毒载体的疫苗。OncoVAX是一种自体结肠癌疫苗，与活的卡介苗（BCG）混合，用作CRC切除术后患者的辅助治疗。III期临床试验（NCT02448173）结果表明，OncoVAX对III期结肠癌患者没有显著影响，但在平均5.8年的随访期间。OncoVAX显著延长了II期结直肠癌患者的无复发期，并降低了总体复发风险和死亡风险。作为一种主动特异性免疫治疗（ASI），OncoVAX在免疫调节佐剂（BCG）的帮助下增强了患者肿瘤细胞的免疫原性，以刺激患者对自体（患者特定）肿瘤细胞的免疫反应。基于ASI的治疗程序通常假定患者肿瘤细胞上存在不同的肿瘤抗原，并且这些抗原在正常细胞中不存在或浓度较低。 最近的研究报告了一种基于腺病毒的疫苗，用于治疗结直肠癌（CRC），并在I期临床试验（NCT01972737）中取得了积极结果。研究发现，CRC抗原鸟苷酸环化酶C（GUCY2C）能够在小鼠中引发针对肿瘤的抗原特异性CD8+ T细胞反应，而不是CD4+ T细胞，从而在不引起自身免疫的情况下提供抗肿瘤免疫。由人类5型腺病毒（Ad5）（作为载体）、PADRE（在大多数人类HLA分子背景下活跃的CD4+ T细胞表位）和GUCY2C组成的Ad5-GUCY2C-PADRE疫苗也经过了测试：在I/II期临床试验中，10名CRC患者接受了疫苗接种，并在6个月内进行了随访。作者发现Ad5-GUCY2C-PADRE安全地产生了针对抗原的细胞毒性CD8+细胞，但没有产生自身免疫性CD4+ T细胞，且没有严重的不良反应。 在2020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大会上，梅奥诊所报告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疫苗PolyPEPI1018，专门为MSS型CRC设计，可以有效延缓肿瘤进展。PolyPEPI1018是一种多肽疫苗，由六种合成肽组成。这些肽段包括来自7种保守的癌症睾丸抗原（CTAs）（TSP50、EpCAM、Survivin、CAGE1、SPAG9、MAGE-A8、FBXO39）的12个独特的免疫原性表位，这些抗原在mCRC中经常表达。这种疫苗经过优化，以诱导持久的CRC特异性T细胞反应。在OBERTO临床I/II期试验（NCT03391232）中，共有11名患者接受了PolyPEPI1018疫苗接种：3名患者进一步肿瘤进展，5名患者病情稳定，3名患者部分肿瘤缓解，2名患者的肿瘤缩小到可以接受手术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手术后原发肿瘤中没有发现存活的肿瘤细胞，表明肿瘤细胞被杀死了。因此，这些初步发现表明PolyPEPI1018对MSS mCRC肿瘤具有早期临床活性，可以有效延缓肿瘤进展。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以调查PolyPEPI1018的疗效。此外，还有多项旨在寻找正确的抗原刺激物的试验正在进行中。 3.1.4.治疗性疫苗在肝癌方面的应用 肝癌是全球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发病率为4.7%，死亡率为8.3%。肝细胞癌（HCC）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类型，通常发生在由酗酒、代谢综合征或乙型肝炎（HBV）或丙型肝炎（HCV）病毒感染引起的慢性肝病背景下。事实上，HBV和HCV感染被认为是HCC的主要风险因素。尽管HCC有各种治疗方法，包括预防性疫苗，包括HBV疫苗，已被报告可以降低HCC的发病率；尽管如此，患者总体生存率的变化仍然远未令人满意，对于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存在巨大的未满足需求。癌胚抗原糖蛋白-3（GPC3）在80%的HCC中特异性高表达，但不在正常组织中表达，因此被认为是抗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理想靶点。事实上，Nobuhiro等人已经发现GPC3肽可以在小鼠中诱导免疫反应，产生特异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和抗肿瘤活性，而不会引发自身免疫现象。因此，大多数基于肽的HCC疫苗主要针对GPC3抗原。 在一项II期临床病例对照研究（UMIN-CTR，UMIN000002614）中，比较了接种和未接种GPC3肽疫苗的患者的无病生存（DFS）、总生存（OS）和CTL诱导。研究证实，无论是否接种GPC3肽疫苗，80%的患者都会复发。然而，术后辅助疫苗接种可能会使1年复发率降低约15%，5年和8年生存率分别提高约10%和30%。此外，GPC3 IHC染色阳性的患者更有可能诱导CTLs，60%的患者生存超过5年。另外两种肽鸡尾酒疫苗（ONO-7268MX1 [JapicCTI-121933]和ONO-7268MX2 [JapicCTI-142477]），包含GPC3、在HCC中上调的含有WD重复的蛋白（WDRPUH）和类似内切核酸酶VIII的三个表位（NEIL3），在两项I期研究中评估了晚期HCC。除了GPC3，WDRPUH和NEIL3也被确定为HCC中的潜在免疫治疗靶点。其中，WDRPUH具有促进生长的活性，抑制WDRPUH可以延缓癌细胞的生长，而NEIL3作为一种肿瘤抗原，其编码基因在HCC中表现出高频的杂合性丧失，表明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肿瘤抑制基因，在DNA修复中发挥作用。接种ONO-7268MX1和ONO-7268MX2的HCC患者显示出良好的耐受性，并诱导了CTL反应。一些患者还表现出长期疾病控制，ONO-7268MX1和ONO-7268MX2的疾病控制率分别为52.9%和35.7%，报告了9名和5名患者的病情稳定。这些结果暗示了这些疫苗在治疗HCC方面的潜在用途。 IMA970A是一种由16种新发现的在HCC患者肿瘤组织中过度表达的肿瘤相关肽（TUMAPs）组成的基于肽的HCC疫苗。IMA970A与免疫刺激剂CV8102一起给药，可以诱导平衡的Th1/Th2免疫反应。在这些TUMAPs中，有7种限制在HLA-A02上，5种限制在HLA-A24上，4种限制在HLA-II类上。处于非常早期、早期和中期HCC的患者被纳入接受单次低剂量环磷酰胺的预疫苗输注，然后是9次皮内疫苗接种。初步结果显示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但免疫原性数据尚未公布（NCT03203005）。此外，甲胎蛋白（AFP）作为HCC最广泛使用的血清标志物，可以改善预后并用于监测治疗反应；AFP衍生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在临床试验中得到了验证。 另一种HCC的治疗性疫苗是基于个性化肽疫苗。2017年，一项I/II期研究评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对晚期HCC的疗效和安全性：基于个性化肽疫苗（PPV-DC-CTL）的细胞免疫治疗与放疗相结合。结果显示疫苗耐受性良好，未引起严重副作用，研究中的9名患者病情控制良好，有效率（RR）为33%，疾病控制率（DCR）为66%。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单独报告的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索拉非尼和化疗。另一种个性化肽疫苗是使用仅来自恶性肿瘤细胞的非同义突变表位肽作为抗原（称为新抗原）；这些肽与MHC一起在肿瘤中表达，因此被T细胞特异性识别，引发强烈的抗肿瘤免疫反应。最近，刘团队发现个性化新抗原疫苗策略在预防HCC术后复发方面安全、可行且有效，并且通过ctDNA中的相应新抗原突变监测HCC进展也很有用；实际上，这为HCC患者的个性化医疗提供了可靠信息。在一项I期临床试验（ChiCTR1900020990）中，10名有血管侵犯的HCC患者在接受HCC诊断后2个月内进行了根治性手术切除和预防性TACE。通过肿瘤和周围组织全外显子测序鉴定非同义体细胞单核苷酸变异。对于疫苗，使用了6-20个体细胞点突变或RNA编辑新抗原长肽（27aa），并与ploy:IC佐剂混合作为抗HCC复发治疗。结果显示没有明显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新抗原疫苗可以有效地诱导和激活HCC患者的特异性免疫反应，并相应地延长这些患者的无复发生存期。患者的中位RFS为7.4个月，证实了个性化新抗原疫苗预防HCC患者术后复发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总之，我们讨论了几个涵盖癌症治疗肽疫苗的积极结果的例子，表明在人类中诱导CTLs是有希望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观察到完全和明确的康复病例。需要进一步设计和筛选具有高免疫原性的有效的肽序列，辅以高效佐剂，或与其他免疫疗法结合，以实现更好的肿瘤消退。 3.1.5.治疗性疫苗在胃癌方面的应用 人们一直在推动研究癌症疫苗在各种肿瘤组中的作用，包括胃肠道癌症。胃癌（GC）是世界第五大癌症，2020年的发病率为5.6%，死亡率为7.7%。大多数GC患者在晚期被发现，局部晚期疾病或转移性扩散导致的不可切除病变的5年OS率仅为5%至15%。近年来，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下，GC取得了巨大进展，但GC的治疗性疫苗仍处于临床阶段（表3）。因此，许多研究正在探索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化疗和其他药物或疫苗结合使用的潜力。例如，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晚期GC患者接受了人类白细胞抗原（HLA）-A24限制性的人类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1（VEGFR1）-1084和VEGFR2-169多肽疫苗与S-1加顺铂的组合治疗，中位生存时间达到14.2个月。另一种选择，胃泌素-17-白喉毒素免疫原（G17DT；Gastrimmune），一种抗胃泌素17免疫原，已确认可以提高针对胃泌素17的高亲和力中和抗体，可以阻断胃泌素刺激的生长并抑制胃泌素与CCK-2受体的相互作用。G17DT现在已经在许多肿瘤治疗中用于被动和主动免疫治疗，包括原发性和转移性疾病。实际上，作者证实，当与5-氟尿嘧啶加顺铂结合使用时，G17DT可以刺激体内的免疫反应，并且有免疫反应的患者生存时间更长。 如上所述，肿瘤特异性抗原是免疫治疗的潜在靶点。通过比较GC样本和正常组织之间的差异蛋白表达研究，已经鉴定出四种癌症特异性抗原——FOXM1、DEPDC1、KIF20A和URLC10；这四种抗原在肺癌、食管癌、膀胱癌和其他癌症中也上调。 血管生成是肿瘤进展的关键机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是已知最有效和特异性最强的血管生成促进因子，因此，它被用作许多疫苗的靶点。OTSGC-A24是一种针对FOXM1、DEPDC1、KIF20A、URLC10和VEGFR1的HLA-A24:02结合肽疫苗混合物。在I/Ib期临床试验（NCT01227772）中，观察到24名携带HLA-A24:02单倍型的晚期胃癌患者的显著CTL反应，患者的总生存期为5.7个月（Sundar等人，2018年）。 除了肿瘤抗原，新抗原或识别新抗原的T细胞存在于大多数癌症中，为个性化疫苗设计提供了特异性和高度免疫原性的目标。I/II期临床试验（NCT03480152）评估了一种名为mRNA-4650的mRNA疫苗，该疫苗由多达20种不同的mRNA组成，编码定义的新抗原、驱动基因的突变和HLA-I预测的表位。在转移性胃肠道癌症患者中，疫苗被证明是安全的，并诱导了针对预测新表位的突变特异性T细胞反应，这些反应在疫苗接种前未被检测到。然而，尚未观察到客观的临床反应，疫苗可能只与其他免疫疗法结合使用以增强治疗效果。 最近，Ursula Wiedermann团队开发了一种治疗性B细胞表位疫苗（IMU-131/HER-Vaxx），并在Ib期临床试验（NCT02795988）中验证了其在HER2/neu过度表达的胃食管腺癌（GEA）患者中的免疫原性和有效性。IMU-131/HER-Vaxx由来自HER2/neu细胞外域的三个融合B细胞表位（P4、P6和P7）组成，与CRM197偶联，并用Montanide佐剂。针对IMU-131肽的抗体通过结合HER2受体的三个不同区域并参与二聚体环，阻止两个HER2受体的二聚体化，从而抑制细胞内信号传导。这种阻断HER2信号通路被认为比单独使用曲妥珠单抗更有效。相比之下，CRM197（CRM；交联材料），一种酶失活的非类毒素白喉毒素形式，已被成功用作各种疫苗的伴侣，可以快速激活具有异质性Th1和Th2细胞因子谱的CD4+ T细胞，用于激活B细胞和调节诱导抗体的数量。在大多数14名接种GEA患者中，检测到针对HER2的特异性抗体和T细胞反应，IMU-131显示出良好的耐受性和安全性。 3.2.治疗性疫苗在病毒性传染病方面的应用 3.2.1.治疗性疫苗在乙型肝炎病毒方面的应用 乙型肝炎病毒（HBV）属于Hepadnaviridae家族，是一种部分双链的包膜DNA病毒。如上所述，HBV感染是导致HCC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非所有HBV感染都会发展成癌症。相反，由HBV引起的慢性乙型肝炎（CHB）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更大。尽管经过数十年的积极疫苗接种，全球有20亿人的乙型肝炎血清学特征，其中2.5亿人患有慢性乙型肝炎。目前，只有两种批准用于CHB的药物：核苷类似物和聚乙二醇干扰素（IFN），这两种药物在抑制病毒复制方面有效，但无法清除病毒基因组或从感染肝细胞的血清中清除HBV表面抗原（HBsAg）。因此，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治疗途径。目前，有2种治疗性疫苗（NASVAC和YIC）已完成III期临床试验。此外，还有3种疫苗已完成II期临床试验，其中2种（GS-4774和HB02 VAC-ADN）未达到主要终点，1种（εPA-44）达到了治疗终点并进入III期临床试验。还有3种治疗性疫苗（CVI-HBV-002、VBI-2601和HepTcell）处于II期临床试验中，许多处于I期临床试验中（表3）。 乙型肝炎病毒（HBV）衣壳主要由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乙型肝炎核心抗原（HBcAg）、乙型肝炎e抗原（HBeAg）和HbxAg组成。目前，大多数HBV治疗性疫苗侧重于HBsAg和HBcAg作为主要免疫原。在一项III期临床试验中，对CHB的初治患者使用NASVAC进行治疗，NASVAC是一种包含HBsAg和HBcAg的治疗性疫苗。作者发现，在80名接受NASVAC疫苗接种的患者中，有85%的患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水平升高，并清除了HBeAg。另一项III期临床试验评估了一种含铝佐剂的治疗性乙型肝炎疫苗（YIC），由抗原（HBsAg）-抗体（HBIG[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免疫复合物组成。本研究旨在通过改变患者体内HBV抗原的过程和存在来消除免疫耐受。不幸的是，疫苗的III期结果未能达到临床终点，即在患者中实现HBeAg血清转换。 一项II期试验（NCT02174276）评估了GS-4774疫苗的疗效，该疫苗由HBs、HBc和HBx融合抗原组成。结果显示，尽管GS-4774安全并对CD8+ T细胞有强烈的免疫刺激作用，但它未能降低患者体内的HBsAg水平。计划探索该药物与其他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的疗效。 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了HBxAg单独作为主要免疫原的潜力。HBxAg在携带HBV的小鼠中诱导了全身HBx特异性CD4+和CD8+ T细胞反应，并显示出明显的HBs和HBV-DNA耗竭，保护作用至少持续30天。尽管这项研究仅处于临床前阶段，疫苗展示的HBV清除效果使其未来的发展充满希望。另一种目前有前景的疫苗是基于脂质体的纳米脂肽疫苗εPA-44（NCT00869778）。在HLA-A2阳性的进展性CHB患者中，900微克的εPA-44有限浓度导致HBeAg血清转换率显著高于安慰剂组，并具有持续的停药后效果。正在进行一项III期临床试验（ChiCTR2100043708）。 基于病毒载体或基因组的其他CHB治疗性疫苗也在进行中。一项I期临床试验（NCT02431312）评估了INO-1800（编码HBsAg和HBcAg的DNA质粒）单独或与INO-9112（编码人类白细胞介素12的DNA质粒）疫苗联合使用的安全性、耐受性和免疫原性。初步免疫学数据显示，接受INO-1800治疗的患者可以产生识别HBV核心成分的T细胞，并通过干扰素γ释放的方式从肝脏清除HBV。此外，INO-1800可以激活和扩增CD8+杀手T细胞；尽管其他临床数据尚未公布（https://clinicaltrials.gov）。 在另一项I/II期临床试验中，一种名为ANRS HB02 VAC-AND的基于DNA的疫苗，编码HBsAg，在用NAs治疗的CHB患者中诱导了持久的HBV特异性CD4+ T细胞反应，但大多数患者在停用NAs后经历了病毒学反弹。 3.2.2.人乳头瘤病毒治疗性疫苗 宫颈癌是女性中第四常见的癌症，主要由持续感染高危人乳头瘤病毒（HR-HPV）引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20年全球约有604,127名女性新诊断为宫颈癌，死亡341,831人。尽管有多种预防性疫苗可用，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很高，没有批准的非手术治疗方法。因此，研究HPV治疗性疫苗是必要的。与专注于HPV L1蛋白的预防性疫苗不同，治疗性疫苗主要针对在肿瘤细胞中高度表达的HPV早期蛋白E5、E6和E7。基于E6/E7蛋白的疫苗有多种不同形式已进入临床试验（表3），数据显示具有良好的开发潜力。实际上，五种不同的DNA治疗性疫苗（GX-188E、VGX-3100、pNGVL4a-CRT/E7（解毒）、pNGVL4a-Sig/E7（解毒）/HSP70、MEDI0457）被证明耐受性良好且临床有效。其中，VGX-3100疫苗已进入III期临床试验。 VGX-3100是第一种针对与HPV相关的宫颈癌前病变的免疫疗法。它包含HPV16和18的E6和E7 DNA，并使用CELLECTRA 5PSP电穿孔技术进行肌肉注射。结果显示，VGX-3100可以引发全身免疫反应，在三剂疫苗接种者中有49.5%的组织病理学退行，HPV清除率为40.2%，高于安慰剂接种者（30.6%和15.4%）。目前正在进行一项III期试验（REVEAL），以确认VGX-3100在HPV16/18阳性高度鳞状病变（CIN2/3）女性中的疗效、安全性和耐受性。 考虑到与宫颈癌完全缓解相关的疫苗单药治疗结果有限，使用疫苗和免疫疗法药物的联合治疗可能提供更强大的免疫反应。另一种基于DNA的疫苗pgDE7h（编码与1型单纯疱疹病毒（HSV-1）糖蛋白D（gD）融合的HPV16 E7）被发现与吉西他滨（Gem）联合具有协同抗肿瘤效果，吉西他滨是一种在临床上用于多种肿瘤的核苷类似物。这种组合诱导了肿瘤特异性细胞毒性CD8+ T细胞并根除了现有肿瘤。此外，一项研究发现，pembrolizumab与GX-188E（一种设计用于表达HPV16和HPV18的E6和E7蛋白，与Flt3L的细胞外域和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的信号序列融合的基于DNA的疫苗）联合使用为CIN3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方案。 蛋白基疫苗由抗原呈递细胞（APCs）处理，导致通过HLA I类和II类呈现抗原，用于产生无类型限制的CD8+和CD4+ T细胞反应。TVGV1是一种融合蛋白基疫苗，由两种抗原组成，铜绿假单胞菌外毒素和KDEL内质网保留信号，与HPV16 E7融合，并用CpG ODN或GPI-0100佐剂。这种疫苗已被证明可以诱导T细胞反应，并为HPV16转化的B6肿瘤提供强大的抑制。目前正在进行一项IIa期临床试验，针对高危HPV宫颈感染的女性（NCT02576561）。 还有几种基于多肽的疫苗使用非E6/E7蛋白作为免疫原。PDS0101是一种基于肿瘤相关抗原MUC1的非MHC限制性疫苗，该抗原在肿瘤中高度表达。这种疫苗使用R-1,2-二油酰-3-三甲基铵丙烷（R-DOTAP）（一种激活TLR7的脂质体载体）作为佐剂。在I期剂量递增试验（NCT02065973）中，发现PDS0101安全且耐受性良好。疫苗接种以非MHC限制性方式在所有患者中解决了CIN。已启动几项将PDS0101与其他免疫调节疗法结合使用的II期试验（表3）。 3.2.3.治疗性疫苗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方面的应用 自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临床观察到艾滋病并随后分离出病因性逆转录病毒HIV以来，尽管进行了40年的深入研究，HIV/AIDS疫情仍然是对人类构成重大全球健康威胁的疾病。实际上，截至2020年，仍有3800万人感染HIV。目前的治疗策略包括使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这已帮助将艾滋病从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转变为一种可管理的慢性病，并显著延长了HIV感染者的预期寿命。然而，由于存在由潜伏感染细胞形成的病毒库，患者需要接受终身维持治疗。在缺乏有效的HIV-1根除策略的情况下，HIV研究工作集中在开发治疗方法上。 SARS-CoV-2大流行向世界介绍了一种有效的基于mRNA的疫苗，该疫苗封装在脂质纳米颗粒（LNPs）中。ICVAX是一种基于PD1的HIV-1 DNA疫苗，编码由人类可溶性PD1结构域与两个马赛克Gag-p41抗原融合的重组抗原，可以诱导针对不同HIV-1亚型的广泛和多功能T细胞反应；这些发现突出了将基于PD1的DNA疫苗方法转化为临床使用的巨大潜力。一项II期临床试验（NCT01492985）评估了基于DNA的疫苗（GTU-MultiHIV B clade）与基于多肽的疫苗（HIV-LIPO-5）联合治疗的疗效，并发现DNA和LIPO-5疫苗的主要-增强免疫接种比单独疫苗诱导了更广泛的多功能T细胞，但在中断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后未能控制病毒血症，表明将疫苗策略与其他基于免疫的干预措施结合的重要性。其他疫苗形式，如AGS-004，由成熟的自体树突状细胞和体外转录的自体HIV抗原编码RNA组成，正在IIb期临床试验中进行验证。与安慰剂组相比，AGS-004诱导了强烈和多功能的HIV特异性T细胞反应。然而，未检测到抗病毒效果。另一项研究将单核细胞衍生的树突状细胞（MD-DC）基疫苗（装载大量HIV-1热灭活自体抗原）与聚乙二醇化干扰素α-2a（IFNα-2a）结合使用，在慢性HIV-1患者中取得了次优结果。总的来说，开发针对HIV的疫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3.治疗性疫苗在慢性病方面的应用 心血管疾病（CVD）是全球主要的慢性疾病死因，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是CVD的主要原因。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的疫苗研究已有60多年的历史。随着各种疫苗构建模型的逐步改进，目前许多治疗性疫苗正在进行临床试验，但由于治疗依从性差，还没有疫苗上市。 3.3.1.治疗性疫苗在高血压方面的应用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包括肾素、血管紧张素I（Ang I）、血管紧张素II（Ang II）和AT1R，是高血压治疗性疫苗的主要靶点。最早的高血压疫苗针对肾素。然而，由于对肾脏的损害，它们最终被终止。随后，针对AngI的高血压疫苗的疗效，如PMD2850和PMD3117，也在许多临床试验中得到验证，但都以失败告终。Ang II是许多高血压疫苗的另一个主要靶点，如瑞士Cytos公司在2007年开发的CYT006-AngQb（由Ang II结合噬菌体Qβ（AngQb）VLP组成的疫苗）。该疫苗耐受性良好，并在所有受试者中诱导了抗Ang II抗体，半衰期约为4个月。同样基于Ang II，Koriyama等人构建了编码Ang II和HBcAg融合蛋白的Ang II DNA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血压至少6个月。2022年，进行了一项安慰剂对照剂量递增研究，以调查针对改良Ang II DNA疫苗（AGMG0201）的安全性、耐受性和免疫反应。结果显示AGMG0201耐受性良好，也可以诱导抗血管紧张素II抗体。 除了针对RAS的疫苗外，廖团队还开发了一种针对交感神经系统α1D-肾上腺素受体的降压疫苗（ADRQβ-004），在大鼠中显示出良好的降血压效果，并且能够有效预防高血压动物的血管结构重塑、心肌肥大和纤维化以及肾脏损伤。吴等人设计了来自人类L型钙通道（CaV 1.2）的表位CE12，并分别将其结合到Qβ VLPs和HBcAg VLPs上，以测试该表位在高血压动物中的疗效。Qβ-CE12和HBcAg-CE12-CQ10疫苗都能有效地降低高血压啮齿动物的血压，HBcAg-CE12-CQ10还改善了L-NAME诱导的肾脏损伤。戴等人开发了一种针对内皮素-1（ET-1）类型A受体（ETAR）的疫苗ETRQβ-002，并证实该疫苗可以显著减少由单羧胺（MCT）和Sugen/低氧引起的大鼠肺动脉高压；它还改善了肺动脉的任何病理重塑。总之，针对RAS的Ang II和AT1R、SNS的α1DAR肾脏和LCaCd、ETAR的疫苗构成了一系列高血压治疗性疫苗的候选物，并为高血压疫苗的联合治疗奠定了基础。 3.3.2.治疗性疫苗在糖尿病方面的应用 糖尿病（DM）是一种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是全球成人中高度流行的慢性疾病。全球估计有3.82亿人患有DM，预计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接近6亿。DM可以根据疾病的发病机制分为1型和2型。1型DM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自身免疫T细胞攻击产生胰岛素的β细胞。谷氨酸脱羧酶（GAD）是1型DM自身免疫反应的主要靶点；尽管几项基于GAD的疫苗临床试验产生了矛盾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卡介苗（BCG）疫苗被用于1型DM患者。一项为期8年的随访临床试验显示，BCG疫苗提供了长期效果：它被良好地耐受，并且在DM患者中导致血糖和Treg特征基因的表观遗传变化稳定减少。2017年，李等人设计的D41-IA2(5)-P2-1疫苗被认为是1型DM的一种有希望的治疗方法。D41-IA2(5)-P2-1由DPP4的肽段、胰岛素瘤抗原-2（IA-2）的抗糖尿病B表位和来自人类热休克蛋白60（HSP60）的P277肽的Th2表位（P2：IPALDSLTPANED）组成，可以显著控制高血糖。与D41-IA2(5)-P2-1类似，由李Z等人设计的U-IA-2(5)-P2-1（UIP-1）嵌合疫苗也能在免疫后成功增加小鼠的胰岛素水平并降低血糖水平。 尽管2型DM的病理机制尚不清楚，但已知有4个靶点：脂肪组织抗原、生长抑素、依赖葡萄糖的胰岛素变性多肽（GIP）和胃饥饿素。白细胞介素-1β（IL-1β）是2型DM发病机制中的主要促炎底物，有证据表明减少IL-1β活性可能成为2型DM的新治疗策略。由全长重组IL-1β与Qβ VLPs偶联组成的疫苗hIL1bQb，在2型DM患者的临床前和临床、随机、安慰剂对照、双盲研究中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针对IL-1β的Hil1bQb疫苗安全且耐受性良好，在这些患者中，接种6剂900微克剂量后可检测到中和IL-1β特异性抗体反应。目前，DM的发病机制和葡萄糖代谢的关键靶点仍然不清楚。在糖尿病疫苗领域的进一步探索预计将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3.3.3.治疗性疫苗在血脂异常方面的应用 血脂异常是CVD的关键风险因素，通常以高低密度脂蛋白（LDL）胆固醇、低高密度脂蛋白（HDL）胆固醇或高甘油三酯血症为特征。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杆菌蛋白酶/胰蛋白酶9型（PCSK9）通过受体内化和随后的溶酶体降解调节LDL受体表达，是已知的抗高脂血症药物或疫苗靶点。迄今为止，抑制PCSK9最先进的方法是单克隆抗体（mAbs），如众所周知的alirocumab和evolocumab，它们于2015年获得FDA批准，并为PCSK9疫苗的开发提供了坚实的临床证据。AT04A和AT06A是两种AFFITOPE肽疫苗候选物，通过诱导PCSK9特异性抗体治疗高胆固醇血症。I期临床试验（NCT02508896）的结果显示，AT04A和AT06都是安全和免疫原性的，但只有AT04A表现出显著的LDLc降低活性。还有其他针对PCSK9的疫苗；例如，基于Qβ VLP的疫苗PCSK9Qβ-003。这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Balb/c小鼠和LDLR+/−小鼠的总胆固醇和PCSK9表达，并上调肝脏LDLR、SREBP-2、肝细胞核因子-1α（HNF-1α）和HMG CoA还原酶水平。此外，由PCSK-9短肽与KLH融合组成的疫苗在男性载脂蛋白E（ApoE）缺乏小鼠中引起了针对PCSK9的显著长期抗体反应。一个免疫原性肽段，称为免疫原性融合PCSK9-破伤风（IFPT），使用DSPE-PEG-马来酰亚胺脂质（L-IFPT）结合到纳米脂质体表面，并吸附到Alhydrogel上（L-IFPTA+）；这种疫苗候选物在高胆固醇血症小鼠中诱导了针对PCSK9肽段的高IgG抗体反应，并降低了高达58.5%的血浆浓度。 最近，血管生成素样蛋白（ANGPTL）3作为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和甘油三酯（TG）水平的新靶点受到了关注。针对ANGPTL3的抗体、反义寡核苷酸和小干扰RNA作为靶向ANGPTL3抑制剂已经开发出来，并正在进行临床试验（NCT03409744、NCT03452228、NCT03747224）。Fukami等人设计了3种针对ANGPTL3的表位肽基疫苗（E1-E3），其中E3（32EPKSRFAMLD41）肽段没有引起细胞毒性，并显著降低了ob/ob小鼠循环中的甘油三酯、LDL-C和小而密的LDL-C（sd-LDL-C）水平；它还减少了肥胖引起的脂肪肝病。除了PCSK9和ANGPTL3的靶点外，还需要研究其他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代谢相关的靶点疫苗，如ApoB-100，以加速推广有效抑制血脂异常的疫苗。 4.结论和未来展望 疫苗是公共卫生的重要工具，在减轻人群中传染病的负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过去20年中，可以有效预防的疾病类型持续增加到40多种。实际上，HPV疫苗对相关恶性肿瘤的预防效果的出现以及前列腺癌治疗性疫苗的推出，标志着疫苗的效用从传统的预防进一步扩展到治疗。然而，许多重大传染病的病原体因素和潜在干预措施仍然不明确，特别是那些由复杂病原体感染（如艾滋病和结核病）和以肿瘤和代谢性疾病为代表的慢性疾病引起的疾病。这些疾病的疫苗开发是世界级的。对于SARS-CoV-1和SARS-CoV-2等突发重大传染病，弱免疫反应或意外的免疫反应（如抗体介导的感染增强、ADE）是创新疫苗研究中难以解决的问题。 因此，新一代更有效疫苗的开发需要在以下四个方向上做出努力。 (i) 佐剂：与佐剂相关的有几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需要控制和改进佐剂的物理化学性质，优化生产流程，并深入研究分析佐剂的作用机制，以充分了解它们对免疫系统的影响。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佐剂和肿瘤抗原的最佳组合，以增强疫苗的免疫原性，并致力于设计针对不同病原体的亚单位抗原、蛋白质或肽的新复杂佐剂；这将得到化学和新材料合成技术的帮助，以增强抗原向免疫细胞的靶向传递（下一点），并克服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对抗原呈递的抑制。这也可能有助于激活肿瘤特异性T细胞在免疫耗竭和衰老状态下，并促进记忆T细胞的形成。 (ii) 传递系统：药物/疫苗传递系统的最终目标是将货物传递到目标部位，并具有预定的释放动力学和作用持续时间。没有单一的工具适合所有形式的治疗，不同的疫苗形式各有优势和劣势，需要优化以实现传递和治疗。实际上，需要了解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在药物吸收、分布、代谢和消除方面的差异，并探索不同疫苗抗原或药物与传递系统的最佳组合。COVID-19大流行提醒我们，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需要不断发展新的传递系统，以适应多样化和精确疫苗发展的趋势。还应注意传递系统的效率和靶向性，更多关注传递系统本身的安全性和临床转化可行性。 (iii) 新抗原的发现和筛选：结合临床和实验室研究成果，全面运用和评估多组学数据和其他自动化高通量功能筛选工具，积极发展新的理论和技术，用于各个领域独特或通用疫苗靶点的筛选和发现。此外，通过下一代测序和生物信息技术，需要设计更有效的预测算法，提高发现有效的肿瘤抗原作为疫苗靶点的几率。 (iv) 联合治疗：由于肿瘤的异质性和复杂的免疫抑制微环境，单一免疫治疗往往无法提供良好的结果，通常导致低反应率或继发性耐药。因此，免疫治疗通常倾向于与不同的治疗方法联合使用。免疫疗法，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和过继细胞疗法（ACT），已经彻底改变了癌症治疗，特别是对于转移性癌症。实际上，这已经通过在设计肿瘤疫苗时结合多个肿瘤靶点，以及在补充使用免疫疗法来多样化肿瘤治疗中看到。的确，发挥这些优势并避免弱点可以显著改善癌症患者的治疗。 疫苗在历史上已经证明可以提供健康和福祉，新技术为应对传统方法失败的挑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然而，关于新技术的安全性的数据有限，需要考虑疫苗生产和转化的可行性，以及人类免疫反应的复杂性。新技术和策略将有助于解决现在或未来人类面临的复杂或严重疾病，这些知识对于设计有效的疫苗将非常重要。 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 生物制品微信群！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 版 权 声 明 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摘要：手足口病（HFMD）是由小核糖核酸病毒科肠病毒属的病毒引起的一种病毒感染，主要影响儿童。尽管大多数HFMD病例不会引起大的问题，但肠道病毒71型（EV71）的爆发可能产生高风险的神经系统后遗症，包括脑膜炎、脑炎、肺部疾病和死亡率。在亚洲，由EV71引起的HFMD已经出现为一种高度致病潜力的急性传染病，这需要国际医学界的关注。摘要的主体部分：包括NCBI、PubMed、Google Scholar、ProQuest、Scopus和EBSCO在内的一些在线数据库也被用来通过与主题相关的关键词进行数据挖掘。付费文章是通过Siksha O Anusandhan University的中心图书馆设施获得的。这项工作描述了肠道病毒71的结构、爆发、分子流行病学以及不同的EV71疫苗。已经开发了许多疫苗，如灭活全病毒、减毒活病毒、亚病毒颗粒和DNA疫苗，以治疗患者。在亚太国家，灭活EV71疫苗接种仍然面临疫苗标准化、注册、价格以及病原体监测和测量协调方面的相当大的障碍。简短结论：近几十年来，HFMD已经成为亚太国家的严重健康危害。在中国大陆和其他HFMD高发国家，灭活EV71疫苗将是保护儿童健康的重要工具。在生产灭活EV71疫苗时，中国大陆确保保持高标准的疫苗质量。第三阶段临床研究被用来确认疫苗接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背景 肠道病毒71型（EV71）通常会引起5至7岁以下儿童的手足口病（HFMD）或疱疹性咽峡炎和神经系统异常。它在手、足和口腔处引起严重的皮疹，看起来像水泡。症状还包括发热和疼痛性类似水泡的溃疡。这种病毒可以通过粪便、唾液、痰液、呼吸道飞沫等直接从感染者传播给另一个人。此外，EV71也可以通过与感染者接触的钢、铁、纸、塑料等间接传播。通常，5至7岁年龄组的儿童由于免疫力较低，容易受到EV71病毒的影响，而成人很少受到这种病毒的影响，因为他们大多数具有免疫原性。HFMD会导致严重的健康危害，如中枢神经系统异常、呼吸问题、心血管障碍、无菌性脑膜炎、小脑共济失调、类脊髓灰质炎性瘫痪、急性脑干脑炎、心肺衰竭、暴发性神经源性肺水肿，以及死亡率的增加。HFMD通常在高温、温暖地区或春夏季节2和5中被触发，并且在温暖或潮湿的地区迅速传播。HFMD可能更多由EV71引起，而较少由柯萨奇病毒A16（CVA16）、A5、A6、A7、A9、A10、B1、B2、B3和B5引起。肠道病毒71也被称为肠道病毒A71（EV-A71），属于小核糖核酸病毒科。有时，EV71会在儿童中引起类似脊髓灰质炎的疾病和脑炎。根据Chen等人的说法，EV-A71感染对男孩比女孩构成更高的风险，但这种病毒的作用机制仍不清楚。EV71感染是全球公共卫生的主要威胁。Solomon等人报告称，存在100多种人类肠道病毒血清型，包括3种脊髓灰质炎病毒、23种柯萨奇病毒A（CA）、6种柯萨奇病毒B（CB）、31种回声病毒和39种编号的肠道病毒（EV68-71, EV73-102, EV104-107和EV109）。这些感染主要在儿童中检测到，很少在成人中检测到。此外，Lee等人确定人类肠道病毒在系统发育上分为A、B、C和D四种类型。然而，这些不同的EV71菌株是通过从感染者的唾液、痰液、鼻粘液和粪便材料中收集的细胞培养或PCR检测到的。2019年，Alexandra等人发现EV71可以通过粪-口途径进入宿主体内，最初靶向胃肠道上皮细胞而不是呼吸道。之后，它逐渐感染宿主。 2. 正文 2.1.方法论 对截至2021年的文献进行了基本和全面的概述，以识别EV71的病毒感染。考虑了许多离线和在线数据库。Elsevier、Springer、Taylor & Francis imprints和Hindawi等声誉良好的出版商发表的综述文章和研究论文被视为本综述文章数据收集的主要来源。一些在线数据库，包括NCBI、PubMed、Google Scholar、ProQuest、Scopus和EBSCO，也使用与主题相关的关键词进行了数据挖掘。通过Siksha O Anusandhan University的中心图书馆设施访问了付费文章。会议论文、杂志、网页和书籍章节也作为文献的其他来源进行了审查和访问，以最大化关于当前瓶颈、研究程度和主题潜在效用的信息。在这篇综述中，讨论了肠道病毒71的结构、爆发和分子流行病学以及不同的EV71疫苗。EV71感染是全球公共卫生的主要威胁。感染主要见于儿童，很少见于成人。 3.EV71的结构 肠道病毒71的结构是一种单链RNA病毒，RNA基因组大小约为7.4 kb。Folegatti等人报告称，不同的肠道病毒具有不同的结构、序列、基因组和生物活性。EV71是非包膜的，呈二十面体结构，直径约为20-30 nm。此外，EV71的编码区域分为P1、P2和P3三部分。P1编码4种结构病毒蛋白，如VP1、VP2、VP3和VP4。同样，P2编码3种非结构蛋白，如2A、2B和2C，而P3编码4种非结构蛋白，如3A、3B、3C和3D。P2和P3结合形成用于结构蛋白生产的蛋白酶。此外，EV71的衣壳有60个副本的VP1、VP2、VP3、VP4，结构蛋白结合形成原型。进一步地，5个原型形成一个五聚体，12个五聚体结合形成一个病毒颗粒。相比之下，VP1、VP2和VP3存在于病毒衣壳的外层，这3种蛋白质影响宿主免疫系统。此外，VP1的一些中和表位被用作疫苗的生物标志物。基因型A具有原型菌株（Br Cr），而B具有5个亚基因型（B1至B5），C具有5个亚基因型，如C1、C2、C3、C4和C5。EV71依赖于VP1。此外，RNA基因组的5'和3'端存在一个非翻译区（UTR）。5'UTR具有帽独立翻译的内部核糖体进入位点，并与VPg（病毒蛋白）结合，而3'UTR具有聚A尾。翻译成多蛋白的RNA被病毒2A蛋白酶、3D蛋白酶和3C蛋白酶连续切割。病毒蛋白3D显示RNA依赖性RNA聚合酶活性。进一步地，小核糖核酸病毒科病毒基因组由IRES组成。因此，病毒可以进入宿主细胞并在细胞质中释放病毒基因组，IRES可以被病毒RNA解释。在病毒翻译和复制时，病毒需要IRES特异性反式作用因子（ITAFs）。它需要其他因素，如T细胞限制性细胞内抗原1（TIA-1）和TIA-1相关蛋白（TIAR）进行病毒翻译和复制。TIA-1和TIAR与病毒基因组的5'非翻译区的相互作用可以增加复制。EV71的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EV71的结构表示 4.肠道病毒的分类 肠道病毒被分类为多种类型，如脊髓灰质炎病毒（PV）是肠道病毒属的一种微小、非包膜病毒，具有单链正核糖核酸基因组，约为7500nt Picornaviridae科。PV是脊髓灰质炎的致病因素，其中运动神经元是主要靶标。PV运动神经元嗜性部分是由于PVR（PV受体）的表达。在这方面，EV71与EV社区相关，但已被拆分为PV、人类EV属A，分为许多属。此外，肠道病毒68在年轻形式的肠道病毒70中诱导下呼吸道感染，这是极端急性出血性结膜炎流行病的代理，其中EV71（肠道病毒71）在多个国家加剧了无菌性脑膜炎和手足口病（HFMD）和脑炎。无菌性脑膜炎、疱疹性咽峡炎、爆发性肌痛（胸膜痛、Bornholm综合征）、手足口病、心肌炎、心包炎、腹泻、皮疹和鼻窦感染是几种疾病的迹象。在特定的先天性畸形中，也许在糖尿病的一些情况下，它们也可以发挥作用。在所有中，回声病毒引起的疾病是无菌性脑膜炎、有或没有咳嗽的发热感染和皮疹。表1描述了EV71的不同类别。 5.EV71受体与宿主细胞结合 一些重要的EV71病毒受体，如P选择素糖蛋白配体1（PSGL-1）、人类清道夫受体（hSCARB2）、人类树突状细胞特异性细胞间粘附分子-3抓取非整合素（DC-SIGN）、膜联蛋白A2（AnxA2）、硫酸肝素（HS）和唾液酸化糖链，具有与宿主细胞结合的能力。病毒受体与宿主细胞结合后，病毒外壳分离，RNA被释放。如图2所示，在宿主细胞内开始蛋白质翻译和病毒复制。 图2 EV71病毒受体与宿主身体结合过程 6.EV71在不同国家的爆发情况 最初，手足口病（HFMD）是在1957年4月在新西兰发现的，当时有8名儿童感染，而在1960年代，手足口病的主要爆发是由CVA16病毒引起的。1969年，在美国一名9个月大患有脑炎的婴儿中检测到了EV71。该病毒也在加利福尼亚被识别出来，之后它传播到了世界各地。1997年，亚太地区首次发生了手足口病的重大爆发。 1981年，手足口病首次在中国上海被识别出来。后来，在2008年，中国大约检测到488,955例病例，死亡率为126人。2008年至2012年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大约有7,200,092名感染患者被识别出来，死亡率为2,457人。EV71在中国是C4基因型的流行病。2008年5月3日，中国卫生有关部门通报说，EV71的爆发大多发生在阜阳、安徽、浙江、广东等特定地区。2008年，共发现3,3736例病例，其中22例患者死亡，而42例为严重复杂病例。大约415阜阳市24 h检出患者。2008年5月5日，浙江省发现约6,300名患者死亡率为 26 例，其中 5,151 名患者被发现安徽省手足口病病例8531例在中国被发现，受影响婴儿的年龄小于6岁或2岁。在台湾，1998年发现了大约129,101名手足口病患者，其中405名患者被发现患有脑膜炎和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死亡率为78人。2008年，通过手足口病识别出387名重症患者感染了EV71，台湾的死亡率为14人。1998年在台湾，44.4%的患者被识别为EV71，1999年为2%，2000年为20.5%。 1998年检测到的大多数EV71病例为C型基因，而1/10被识别为B型基因。EV71的死亡率在1998年为78人，2000年为25人，2001年为26人。林和邹将1998年台湾的爆发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6月7日，大约有405个重症病例，91%的5岁以下婴儿死亡。此外，发现16%的病例出现在六个月或更小的儿童中，而43%是7-12个月的儿童，65名中有78名儿童因肺水肿或出血而丧生，这些都与致命病毒有关。第二阶段发生在10月4日，在台湾南部发现的病例很少。2011年至2012年间，越南首次发现感染EV71的手足口病儿童，大约有200,000例病例，死亡率为207人。大约在2012年的前7个月，检测到63,780例手足口病病例。越南国家婴儿医院副院长Tran Minh Dien宣布，58.7%的病例是由EV71引起的。在韩国，2009年春季首次发现手足口病感染患者并住院治疗；几天后发现所有患者都因严重并发症死亡。此外，手足口病在1997-2000年发生在日本，在1997年发生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陈等人证明，EV71主要在亚太国家看到。而且，目前在中国、香港、韩国和越南发现了EV71的C4基因型，而在日本、马来西亚和台湾发现了B5基因型。在澳大利亚，2013年6月，大约有100名儿童感染了EV71，其中悉尼发现了四例。在柬埔寨，2012年4月至7月间，死亡率为64人，2人存活，他们都是7岁以下的儿童。感染的儿童在24小时内死亡，主要症状是呼吸问题、发热和神经异常。2012年7月6日，在24例中发现了15例EV71阳性。之后，感染率逐渐下降。2012年7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柬埔寨没有EV71。 7.分子流行病学 肠道病毒71型（Enterovirus 71，EV71）的基因型在不同国家被检测到，如表2所示。1969年，在美国一名患有脑炎的儿童体内检测到EV-A71。之后，在1970年代，感染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儿童中迅速传播。2017年，Shin等人报告称，EV-A71由衣壳蛋白VP1、VP2、VP3和VP4组成，其中VP1具有抗原性和中和因子。此外，Yi等人报告称，基于VP1核苷酸序列，EV-A71可以被分类为A、B和C三个独立的基因组。基因组A包含原型EV-A71菌株（BrCr-CA-70），1969年首次在美国检测到，但直到2008年才在中国检测到。根据Solomon等人的研究，基因组B被细分为B1、B2、B3、B4和B5等亚基因组。此外，基因组C也被分类为C1、C2、C3、C4和C5等亚基因组。而且，C4基因组再次被细分为C4a和C4b谱系。然而，基因组D首次在印度检测到，基因组E和F首次在非洲被确认。此外，EV71在亚太地区更为常见。在亚太地区，直到2008年才检测到基因组A，但自1997年以来就已识别出基因组B和C。此外，自1990-2016年以来，像B3、B4、C1和C2这样的亚群在这一地区迅速传播。同时，C4和C4a也在这一地区流行，其中C4a的核苷酸和氨基酸突变与C4b相对相同。进一步研究发现，C4a向C4b的变化是中国神经病毒性流行病增加的主要原因。从遗传和抗原分析来看，据报道C4a不仅从中国传播到越南，而且在2011年在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高度传播。Bible等人报告称，EV-A71菌株也在亚太地区以外传播。从1963年到1986年，在荷兰检测到B0、B1和B2亚群。此外，在1987年，B基因组被C、C1和C2取代。根据流行病学研究，B1、B2、C1和C2亚群逐渐在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传播。除此之外，从1997年开始，B3-B5、C4和C5在亚太地区被看到，但在该地区之外没有被看到。渐渐地，EV-A71开始在全球传播。从1900年到2016年，由B0、B1和B2、C2、C3、C4a和C4b亚群引起的感染迅速传播。从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突变的EV-A71在全球传播，而B5亚群与B1、B4、C2和C4具有不同的抗原性。 8.EV71中的临床症状 在EV71感染患者中最常见的疾病是发热（81%），伴有皮疹（70%）、失眠（66%）、呕吐（62%）、倦怠（40%）、肌阵挛（60%）和共济失调（42%）。在47名客户中进行了脑脊液（CSF）评估，其中45名为多核细胞增多症，中位数为94/ml，范围在15-920/ml之间。然而，他们中没有人的CSF标本中分离出病毒。CA16最常见的诊断载体是手足口病（HFMD），而CA5、CA9和CA10在其他公认的HFMD肠道病毒中被静态识别为HFMD的来源。EV71和CA16是高度神经毒性病毒，已在患者中引起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问题，这些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已被确定为致命HFMD的主要原因。来自西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的临床实验表明，由于CA16和EV71，手足口病（HFMD）的皮疹可能是多变的。由于CA16在手臂和腿部出现的皮疹或红斑，比EV71病毒的大水疱更多，其中皮疹在这些病毒中最常见且呈点状。EV71患者的感染三到四天的特征是口腔、牙龈、腭、丘疹和水疱性黏膜疹在唇部、臀部、脚部的分布。一些主要的临床症状在表3中简要显示。 9.病理机制 肠道病毒71（Enterovirus 71，EV71）的病理机制流程图见图3。EV71主要发生在脑干脑炎，特别影响延髓，并与心肺功能障碍有关。EV71感染在亚洲更为常见，死亡率较高。EV71引起的高烧疾病持续3-10天。手足口病的传播不仅可以通过隔离患者来控制，还可以通过保持适当的卫生习惯，比如定期洗手和经常清洁可接触物体的表面。这种病毒会导致严重的健康危害并导致死亡。EV71是一种神经性病毒，主要目标是影响脑干。EV71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进入中枢神经系统（CNS）。病毒可以通过血脑屏障进入CNS，也可以通过逆行轴突运输通过外周神经进入。EV71病毒还可以通过外周运动神经传播到CNS，骨骼肌会立即被CNS感染，不仅是通过运动神经元，还可以通过其他神经途径。 图3 肠道病毒71的病理机制流程图 根据马来西亚的尸检研究，在脊髓灰质、脑干、下丘脑、下丘脑和齿状核发现了炎症。神经病毒性被认为是死亡的主要原因。Li等人提出，VP1蛋白中的L97R变异增加了EV71的神经元趋向性，尽管VP1、5' NCR和蛋白酶2A的变异影响病毒的毒力。RNA序列中的变异变化会导致一些神经系统感染。EV71感染引起的肺水肿的作用机制是破坏内侧、腹侧和尾侧延髓，导致血液流向肺部。此外，患有EV71脑干脑炎的儿童也会发展成肺水肿。 也有报道称，异常的细胞因子激活会在肺部产生严重的炎症。从几项研究中发现，患有严重EV71脑炎的儿童具有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单倍型（CTLA-4）。还有报道称，EV71会引起无菌性脑膜炎和发热，这些是儿童的不良健康影响。根据尸检研究，发现台湾和香港的EV71感染死亡率是由脑干脑炎引起的。肠道病毒不仅受病毒因素的影响，还在其生命周期中增殖宿主因素。病毒和宿主因素的相互作用在病毒复制中起着关键作用。尽管基于细胞的系统和动物模型中组织特异性病毒毒力了解甚少，但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 10 .EV71疫苗 一些EV71感染不仅有症状，而且无症状，并且可以通过疫苗来控制。迄今为止，已经开发了不同的EV71疫苗，如灭活病毒疫苗和病毒样颗粒疫苗、DNA疫苗、亚单位疫苗以及减毒活疫苗。从先前的研究中报告，与其他灭活疫苗相比，灭活全病毒EV71疫苗更有效。从先前的发生情况来看，也发现甲醛灭活EV71疫苗对任何动物模型都非常有效和具有保护性。 另一方面，甲醛灭活EV71疫苗被表达为一种佐剂疫苗，它在III期试验中引起交叉中和抗体的回归。根据报告，中国约有30,000名儿童在灭活EV71疫苗的III期临床试验中被治愈。2015年12月，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调查了2种灭活EV-A71疫苗，这些疫苗抑制了儿童中的严重手足口病。另一方面，在台湾和新加坡开发了甲醛灭活EV71疫苗，这些疫苗进行了I期临床试验，结果对预防EV71感染非常出色。尽管灭活EV71疫苗主要用于保护儿童，但它们有潜力抑制病毒基因组的复制。 病毒样颗粒（VLPs）疫苗与灭活全病毒EV71疫苗完全不同。VLPs疫苗具有衣壳蛋白的所有表面表位，并且比灭活疫苗的效果要小。除此之外，还开发了一些新的EV71疫苗，如DNA疫苗、亚单位疫苗和肽疫苗。EV71疫苗的开发在亚洲国家是积极和正在进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疫苗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必须共同努力，开发一种安全有效的EV71疫苗。 11.结论 EV71是一种对全球婴幼儿和儿童构成生命威胁的疾病。这种病毒感染在亚洲迅速蔓延，导致儿童出现手足口病、神经系统异常等长期健康危害。手足口病是一种病毒性和传染性疾病。儿童在接触病毒后3天内被感染，并保持传染性直到10天。这种感染的主要症状包括发热、流鼻涕、打喷嚏、咳嗽、皮疹、口腔溃疡和肌肉疼痛等。迄今为止，尚未发现针对EV71病毒的特定治疗方法。症状轻微的儿童是非脊髓灰质炎肠道病毒感染的原因之一。大多数儿童可以完全康复，但有些可能会遭受严重的并发症或致命的病毒感染。因此，迫切需要治疗这些病毒感染。EV71疫苗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儿童的无价之宝。对灭活EV71疫苗的临床研究表明，它是对抗与EV71感染相关的严重手足口病爆发的有用武器。亚洲公司在EV71疫苗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表明这些亚洲国家的疫苗研发和评估有所改进。尽管如此，其他国家在针对婴儿和儿童的重要目标人群中的市场准入批准和应用面临技术和立法障碍。疫苗的可获得性、将EV71疫苗引入EPI的可能性以及疫苗标准的协调是障碍。因此，国际合作对于控制EV71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应带头制定EV71疫苗质量控制和评估标准。好消息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国家食品和药物控制研究所和国家生物标准与控制研究所正在合作为EV71疫苗制定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和抗体标准，这可能有助于标准化疫苗质量控制和评估。目前，只有中国成都研究所开发的日本脑炎（JE）疫苗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在成本效益高的EV71疫苗广泛可用之前，世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了推动人用及兽用疫苗行业交流，共同探讨该领域的最新研发进展、产业化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生物制品圈联合四叶草会展将于2024年8月16日-17日在苏州共同举办“第三届新型疫苗研发峰会”。诚邀全国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共享学术盛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名称：2024第三届新型疫苗研发峰会 时间：2024年8月16-17日（周五-周六） 地点：苏州（酒店定向通知） 主办单位：四叶草会展、生物制品圈 媒体支持：药时空、抗体圈、细胞基因研究圈 会议费用：点击二维码即可查询。 报名方式：扫描下方二维码→ 填写表格 → 报名成功（报名志愿者，免交报名费，承担一定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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